周恩来为什么去日本求学

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了，周恩来本希望能够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贫寒，家中难以给他更多的支持。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凌，19世纪60年代日本向西方学习，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强盛起来。中日之间相距很近，路费也比较省，周恩来很想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从中思考中国今后该走什么路。所以他在老师和朋友的资助下，去日本求学。

到日本后，周恩来主要补习日文，来应对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但他又不想一味地单纯读书，他多方接触日本的社会实际，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看到日本也是推行军国主义的国家。那么，中国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先进分子一样，周恩来也处于苦闷与彷徨之中。

《新青年》对周恩来的影响

这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在1915年主编的《新青年》对周恩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他在南开学校求学的后两年，《新青年》早已出版，那时即便从书铺里买来看过，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重视。到了这时，他在极端苦闷中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3月4日至3月6日进行的，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

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考试结束后，他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但是，一场突发的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大约从1918年4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影响

周恩来立刻注意到这件事。5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在日中国留学生反应强烈，集会抗议，并遭到日本警方镇压。5月16日，段祺瑞北京中央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这个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李达、李汉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人）等就是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离日归国的。他们回国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这个巨大的波澜，一下子冲破并改变了周恩来原来的生活状况。周恩来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5月期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1918年5月19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周恩来的爱国热心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他们在国外求学，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从而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相逢在一起，就谈论国家大事，以求挽救危亡的国家。至于怎么改造中国，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主张。

由于周恩来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对7月2日至3日的报考第一高等学校顾不上再做多少准备。考试结果，又因日文的成绩不够好，没有被录取。周恩来的心情自然很懊丧。这时正在暑假中。7月28日，他离开东京回国探亲，8月1日，回到天津。他在国内度过了一个多月。其间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看他的生父。9月4日，重新回到东京。

在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造成米价高涨。这个风潮迅速扩及全国，在农村和煤矿工人中也都发生暴动。9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工，打死13人。57天内，全国有33个县发生暴动。卷入这个事件的人数，将近占日本全国人口的1/4。这场骚动的规模在日本是空前的，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在米骚动中，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暴露得那样尖锐，那样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这为他之后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是1917年10月，来日本不久，刚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所以叫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本国工农大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例证。这一事件在当时对周恩来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1918年9月初他重新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使他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

他阅读了两本由日本学者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对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中国人来说，要在那种情况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困难的。周恩来却有着有利的条件：他已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籍，而日本思想界当时正处在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尽管还不能说周恩来这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比起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能更早地、并且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东渡日本，最初对这个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在深入了解之后，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就下决心回国学习。留日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周恩来思想上却经历了艰难和曲折！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先后提出来，但没有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和当时许多探求救国救民的爱国青年及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内心痛苦、彷徨。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以及看到日本社会的现实使他开始关注指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尽管周恩来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让他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新的希望。周恩来就是怀着这种欣慰的心情，在1919年4月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