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长征中的习仲勋

1933年3月，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后，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使陕甘边区的游击运动扩大起来。

在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习仲勋与陕甘边区负责人深入山寨，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的高潮，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发展到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正如习仲勋后来所说：“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照金苏区的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和恼怒，调集重兵对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照金苏区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的前途进行了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动人民群众，又有利于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且能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呢？经过深思熟虑，陕甘边区领导人提出了在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在照金苏区留守的习仲勋根据组织安排，赴南梁参与创建新苏区的工作。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健全了当地的农民组织。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今甘肃省庆城县）、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和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等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位于寨子湾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选举成立了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重新恢复，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7月，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任务，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老爷庙）里召开，一百多名各界代表热烈讨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重大问题。习仲勋是主持人之一，为大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号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习仲勋作为陕甘边区的领导人，在群众工作、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根据地建设实践中，陕甘边根据地党组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

1935年春，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习仲勋任委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陕甘边区的工作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甘苏区，对根据地造成严重危害。习仲勋对这些“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奋力批评和抵制。

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习仲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935年秋，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中，陕甘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创建、捍卫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习仲勋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甚至被错误“肃反”，他都能忍辱负重，以革命大局为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卓绝长征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迎接红军胜利会师，保卫革命大本营

蓬勃发展的陕甘苏区成为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