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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之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2016-12-01编辑:梓岚

976年十月,距离961年杜太后之死已经15年,杜太后提出的所谓孤儿寡母的假设早已不存在。赵匡胤的长子赵德秀早亡,我们姑且不论,次子赵德昭,生于951年,此时25岁;赵德芳,生于959年,此时17岁。虽是寡母,却非孤儿!金匮之盟即使是真的,把他拿出来,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假设不存在了,其盟约还有谁会当真?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的理由,但赵匡胤一死,事情的发展亦非他能掌握。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权力更是如此。当赵匡胤前脚刚走,后面的蠢蠢欲动就开始了。首先登场的是宋皇后,“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为什么不立赵德昭而准备立赵德芳?赵德昭合法性明显要高于赵德芳,难道就因为不是亲生的吗?赵德昭确实不是宋皇后所生,其母是孝惠皇后贺氏,赵匡胤的原配,死于958年。那么问题来了,赵德芳就是宋皇后亲生的吗?宋皇后生于952年,赵德芳生于959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芳与宋皇后没有血缘关系。那么宋皇后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于今天的我们,即使发挥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恐怕也难以得出一个服众的答案。我们可以猜测:宋皇后与赵德昭母子关系不合;也有可能是宋皇后别有用心,希望通过立赵德芳为自己争取权力。

对于“别有用心”这个词,要是高人用了心,就叫运筹帷幄;一般人的用心,就叫居心叵测。宋皇后属于一般人,她信任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王继恩。“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王继恩违背宋皇后的交代,并没有去召赵德芳,反而直接跑去找赵光义,对于权力交接之际,这可是提着脑袋在玩命,他一身中玩过两次,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知道赵光义私下是否给了他好处,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心向赵光义,肯定不是心血来潮,激情玩命而已。从后来赵光义对王继恩加官封赏来说,王继恩玩命是值得的。

王继恩遇到了左押衙程德玄,历史记载来看仅是偶遇,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猜测程德玄绝非是为了看病,他作为一个武职,在关键时刻,是不可否缺的。即使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有备无患才是王道,赵光义是懂这个道理的。在王继恩的劝说下,或许根本不用劝,赵光义随同王继恩来到宫中。

“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当宋皇后还傻傻的等待王继恩,被卖了才醒悟过来。见到晋王的时候,知道大事已定,不得不认可这个既成事实。“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帝号恸殒绝。”大家要注意这个日子,甲寅,也就是赵匡胤死的第二天,赵光义登基,时间之迫切,确实也表现出对事久生变的担忧。同年十二月,改元太平兴国,不逾年而改元,有违礼制。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赵光义希望尽快摆脱赵匡胤的影响,及早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假如真的存在金匮之盟,在登基的时候,赵光义为啥没有拿出来?从这些可以说明他在登基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的合法性得力于十五年前的那纸盟约,而是自己的努力及实力起了作用,那一张纸在这个时刻根本没有半点用处。一旦根基已稳,如何欺骗世人,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些,金匮之盟就承担其政治遮羞布的功能。就像做贼之后的心虚,需要掩饰自己的丑行。比如唐太宗因为有玄武门之变这块疙瘩,后来总是疑神疑鬼,甚至把史官写的记录拿来看,这是有违规矩的;赵光义也是如此,因为言不正名不顺,也不得不在杜太后的遗言上大做文章(对于金匮之盟是否存在,我是持否定意见的,在这里我用“遗言”代替“金匮之盟”,就是不想陷入盟约的真假之争),与唐太宗的行为动机如出一辙。

赵普的别有用心

赵普,生于922年,年龄比赵匡胤大5岁。因为资历老,年岁大,所以杜太后对其信任有加,成为杜太后临终遗言的书写者。赵普虽被赵匡胤依仗为重要的左膀右臂,身居宰相之位,但绝不是一个权相。赵匡胤的手腕足以成为一代有作为的君主,朝中大臣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时吴越王俶方遗普书及海物十瓶列庑下。会车驾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引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普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此,若知此,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固命普谢而受之。”

这个故事反映出,赵匡胤对于权力拿捏的举重若轻,反观后代的很多君主,对于权力小心翼翼,唯恐其失,在赵匡胤的气势面前,不知被甩出多少条街。974年,由于种种原因,赵普被疏远了,被罢免了相职。当然并不是因为赵匡胤心胸狭窄,而是作为一种制度上的长远安排,如邓小南教授分析的那样——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观点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里面,我有篇读后感,可以查阅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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