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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与《韩非子》是什么关系?韩非是被谁害死的?

时间:2018-10-16编辑:浮泊凉

韩非的主要贡献,就在术和势上。但这两点正是法家的缺陷所在,所以著名学者顾准曾这样评价韩非:

“他的贡献,似乎不外是:(1)君主阴险残酷的御下之术;(2)君主有权无限纵欲的说教。这两者,在法家的全部武器库中是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的东西。二千年来法家被攻击为刻薄寡恩,目标首先是韩非。这么说来,从“法家立场”来说,韩非也是害群之马。说他“集大成”,起商鞅、李悝于地下,一定坚决反对。”

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权且拿来给大家参考。无论如何,对韩非这样复杂的人物,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盖棺容易,定论难。对韩非,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先导。

《韩非子》并不是一本法家专著,而是韩非的思想合集。如果说韩非对法家的贡献不大,那么在先秦哲学领域,韩非无愧于大哲学家的称号。

第一,《韩非子》鲜明地表达了韩非进化的历史观。韩非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用发展的观点,用变化的眼光,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经过充分论证,他提出了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老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作“守株待兔”一文,就是为了讽刺这类泥古不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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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第二,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一哲学概念。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的观念。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源,在《解老》中,韩非说:“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他还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在韩非看来,“理”就是规律,他论述了“道”与“理”的关系,认为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第三,韩非还首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在韩非的思想中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他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他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矛盾”这一哲学概念。《韩非子》中生动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对后人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此外,韩非反对先验论。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主张“虚以静后”,这一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和后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还是第一个意识到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多寡有一定关系的人,提出了“人民众而财货寡”的观点。

在法家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韩非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继承了荀子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并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在儒家学派里,封建专制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和“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到了韩非笔下,封建专制就变成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可见,在儒家笔下,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是可以相互制约的。孟子甚至说国君如果不实行仁政,人民就有权将国君驱逐。孟子还说杀掉昏君不能称为弑君,而是叫做“诛一夫”。在儒家眼中,君臣之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问题,是一个相互制约的整体。但韩非却认为,“上下一日百战”,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国君与家人和臣子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并没有什么骨肉之情可言。他们服从国君是因为国君的权势,“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在韩非看来,臣子不造反是因为羽翼不丰满,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就可能做出弑君之事。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国君必须加强中央集权。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他看来,只有国君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称霸天下。正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言:“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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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动漫形象

韩非这种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提出来的。当时,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人人都处于“追名逐利”的社会环境里,君臣关系中仁义礼智信的成分越来越少,利的成分越来越多。韩非提出中央集权专制的观点,是站在维护国君统治权益的立场上说的,这一思想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秦王朝封建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适应中央集权国家封建专制的需要,韩非还提出要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各家学派的学说像冰火、像冬夏一样,是势不两立的。因此,他主张唯法家独尊,禁止其他各派到处散布学说。

由此可见韩非思想极端和绝对化的一面。他将荀子说的“性恶论”绝对化,丰富了术和势的理论,又将各学派的思想对立绝对化,提出了独尊法家的建议。在《韩非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绝对化的思想。他反对让百姓学习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在《韩非子·喻老》中,韩非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是韩非为建立中央集权而设想的又一极端政策,实质上就是在赤裸裸地鼓吹愚民政策。

韩非到秦后不久就死去了,但他的思想理论却被秦国实践了。嬴政、李斯等人采用韩非的思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韩非的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但由于韩非思想有极端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有偏激的缺陷,秦国也正是在这些偏激思想的指引下,实行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最终秦王朝二世而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韩非思想有重大的缺陷和不切实际之处。

因此,我们应该对韩非的思想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主张“法不阿贵”的思想,在当时有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的思想在战国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他的专制思想和权术思想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承袭,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他所提倡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政策,为后世不少封建统治者所沿用。到清朝时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进步与文化发展。

总的说来,韩非的法家政治思想,为中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许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是先秦的思想星空里最耀眼的思想家之一。

韩非为秦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许多精神财富,但韩非本人在秦国的际遇却十分坎坷。

《史记》记载,韩非到秦国后不久,就服毒自杀了。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李斯和姚贾陷害韩非,秦王将韩非下狱后,李斯就派人给他送了毒药,韩非就自杀了。但是,《战国策》也记载了这件事,并未提到李斯,说是姚贾到列国搞外交很成功,回来后秦王给了他不少封赏,但韩非却对秦王说姚贾这个人这不好那不好。秦王招来姚贾责问后,姚贾对答如流,说得秦王心服口服。结果,姚贾没事,韩非却被下狱,不久就死了。

在司马迁笔下,韩非是被嫉妒,是个无辜受害人。但在《战国策》里,韩非则是引火上身,自己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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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画像

在我看来,韩非被陷害的可能性有,但并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韩非祸从口出,得罪了不少人。理由如下:

第一,李斯没有嫉妒韩非的理由。李斯作为丞相,位极人臣,韩非有天生的口吃缺陷,不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力地位。而且,李斯既然告诉秦王《孤愤》、《五蠹》等是韩非所做,就有心让秦王重视韩非,否则他完全没必要在秦王面前推荐他。而且,二人曾是同窗,李斯很了解韩非,如果不想让他到秦国,以他丞相的地位,韩非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秦王。

第二,韩非是个主张一切都要“统一”的思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韩非大集权思想体系中,他希望废除所有其他学派的学说,独尊法家,这势必引起其他学派人士的敌视,而姚贾所属的纵横家,又是韩非最痛恨的。

韩非对儒、墨两家多有苛责冲击,指责两家的学问都是无用的,但对纵横家,韩非却赤裸裸地指责其“有害”。韩非是十分讲规矩的人,万事都要立个规矩,立个法。但纵横家却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君主、只有利益,这是韩非最瞧不起的。因此,他在秦国朝堂上,很可能与纵横家的姚贾等人发生过冲突,以他的结巴对纵横家口才,其结果是不言而明的。

第三,秦王很欣赏韩非的才华,杀他不可能是因为他办坏了一件事或别人诬告他的一句话。秦王读了韩非的作品后,不惜出动军队把韩非请回来,可见秦王对韩非的才华是极为欣赏的。这种情况下,秦王杀韩非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秦王发现韩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学者,一个书生,不适合从政,或者发现韩非还是忠于韩国,并不想为秦国所用;二是韩非万事讲理,为人不免苛刻,得罪的人太多,秦王为了照顾大多数,不得不杀韩非。

如果这两种可能放在一起,韩非就不得不死了。但现有的材料很不幸说明了这两点,从上文韩非的思想介绍来看,韩非是个书生,而且是个爱走极端的书生;从韩非对待百家的态度及秦国朝堂上所用之人看,韩非很可能得罪了秦国朝堂上很大一部分人。最要命的是,韩非见到秦王后,第一道上书就是存韩攻赵的,而始皇和李斯都是想先灭掉韩国的,因此,从入秦起,他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

最终,在某一次朝堂争论中,累积的不满爆发,秦王将韩非下狱,不久韩非服毒自杀。无论毒药是不是李斯给的,韩非都会死。只因他是个书生,著完书,他对秦王的价值就不大了。而且他得罪了太多的人,因而即使没有李斯,也会有张斯、王斯要致他于死地。

因为严苛,商鞅死了,但秦国发扬光大了商君之法。同样,或是因为苛刻,韩非死了,但他的思想也被秦始皇和李斯付诸实践。或许,这种不因人废政的传统,这种有取有舍的精神,才是秦人能一统天下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