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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拿破仑”之称的元帅 为何惨遭枪决?

时间:2016-11-08编辑:历史狂流

那么,当年断送元帅性命的那个“罪行”是怎样构成的呢?

事情还要从德国保安处长海德里希说起,自1935年开始,海德里希就建立了反苏秘密组织,并通过特工人员与流亡巴黎的沙皇旧官员保持着联系。

1936年12月中旬,一个叫斯科布林的前沙皇将军在巴黎把两份报告交给了德国谍报机关。第一份报告说,红军的统帅部正在策划一起反斯大林的阴谋,这起阴谋的头目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第二份报告说,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密战友正在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德国谍报机关的将军们保持着接触。

海德里希仔细看了看这两份报告的内容,认真掂了掂这两份报告的份量,约略估了估这两份报告的价值,终于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要是能把这个消息抛给斯大林,再伪造几份文件增添其严重性,那么也许可以一举摧毁俄国的全军指挥部门——借斯大林和苏联国家警察之手加以摧毁!想是这样想的,但假若在付诸行动时露了馅、上了当、咬住了手怎么办?海德里希不愧是国家保安处处长,工于心计,冷酷无情,具有策划阴谋的特殊才干,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在动员贝伦茨协助他时,他说:“如果斯大林真的想用斯科布林的这份情报让我们受骗上当,那我也要给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爷爷送去足够的证明,我要证明他的那一套假材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要想如何能够借刀杀人,又要考虑借刀不成如何把不借刀者置于死地,这种心计不谓不周全,手段不谓不毒辣。

于是海德里希开始“借刀”了。他命令自己手下的贝伦茨秘密潜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秘密档案室里窃取图哈切夫斯基的档案案卷,随从贝伦茨行动的当然少不了若干盗窃专家。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所需要的案卷,那当中就有德国军官和前苏联统帅部代表之间的谈话记录,其中也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25—1928年间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时,跟德国参谋总部,跟他们的驻苏武官处的代表的会见、谈话。可这些会见、谈话都是官方性质的,而且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事,怎么办?

海德里希是不乏伪造文件的特殊才干的。1934年4月,他开始在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一个孤立的地窖中准备起必要的“文件”来。他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实验室,并由他个人亲自负责保密措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进行“加工”,在谈话纪录和来往通信中增添词句,补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后使这个案卷显得很充实。在任何国家把任何一个具有如此齐备罪证的将军送交军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国罪,那是完全能够令人信服的。

海德里希认真检查了他的专家们伪造文件的全部技术工作,结果他非常满意。但这仅仅是“借刀”的准备工作,关键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斯大林这把“刀”。就是说,要把这“逼真的”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还要不致引起斯大林的丝毫怀疑,才能达到“杀人”的目的。海德里希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大使马斯特内给他的总统贝奈斯拍去一份密码电报,说自己过去认识的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和他言谈中流露了这样的“机密”:德国人正在跟红军的某一个反斯大林的集团保持相互接触。贝奈斯得知这一情报后深感不安,因为捷苏关系是相互信任的,友谊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问题,苏联也是倾向捷一边的。一旦苏联站到希特勒一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妨碍希特勒去割占苏台德区了。有鉴于此,贝奈斯立即召见前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把马斯特内的这个情报转告给苏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贝奈斯口里得知这一情报后,急匆匆飞往莫斯科。海德里希就这样绕了个弯,情报到了斯大林手里。

为了增强布拉格“效应”,过了两三天,同样的情报内容也传到前苏联驻巴黎使馆的大使波将金那里,波将金随即给莫斯科电告了这份情报。

当同样的情报从捷克斯洛伐克、从法国飞到莫斯科后,海德里希便要“借刀”了。还是那个海德里希的亲信、党卫军旗队长贝伦茨又被派到布拉格,与贝奈斯的私人代表进行了接触,出示了一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文件”。贝奈斯岂能怠慢,立即向斯大林作了通报。

没过多久,在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和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接触。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了他的“杰作”——两封“逼真的”信件,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了要价,并告诉对方,一星期后,他们的全权代表会来“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会见时,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部叶若夫的“全权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价。为使莫斯科不致产生怀疑,海德里希下令开了一个300万卢布的漫天价。“全权代表”匆匆浏览了一下“逼真的”信件,点了点头,爽快付给对方300万卢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300万卢布同对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样,也是精心特制的。尽管如此,海德里希总算把“刀”借到手了,这“刀”也确实要“杀人”了。

当然,杀一个普通的人也许简单些,而要杀掉一个元帅、一个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战功赫赫、所向披靡、荣获列宁勋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帅,一个在军事理论研究中多有建树,对未来战争高瞻远瞩、满腹韬略的大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且看1937年5月11日——6月11日,即从贬谪——逮捕——审讯的几个片断:

——5月11日,当元帅被免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的决定下达后,不仅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人员,而且使全军感到震惊。他把这个决定看作是对他的侮辱。因为受到如此打击,他消瘦了下来,心里感到憋气,经常不断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终于,他坐下来写信,给伏罗希洛夫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要求彻底退役,要求复员……

——元帅总算在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劝慰下平静了一些,愿去伏尔加军区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罗希洛夫,但伏氏没有单独接见他,莫斯科军区特工处处长“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员办公室里。

元帅要去赴任了。伏罗希洛夫专门来元帅家,元帅不在。伏氏告诉元帅的妻子,建议她夜里把手枪和猎枪藏起来。临行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并把元帅的手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

5月28日,元帅要去车站。他穿好衣服,扎上皮带,带上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离开莫斯科,离开了家,抵达住所。两天后,元帅坐上一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司机开的车,去托茨兵营视察,行至途中,军区特工处处长开车赶来,通知元帅,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有令,急召元帅去莫斯科,并建议元帅改坐特工处的车,以便让司令部的车开到托茨兵营打个招呼,说元帅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视察。但是当司令部的车绕过特工处的车继续前行时,司令部的车上司机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处这辆车子里,肃反人员把元帅的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御掉了。就这样,元帅被捕了。

——审讯就要结束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普里马科夫和科尔克都“认输”了,因为任何努力均属枉然,他们只想把这场“喜剧”尽快收场,当然对于强加的种种罪行,他们统统断然否认。最后,元帅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为在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错误,为我坚信苏维埃政权和党并忠诚为之服务而付出的代价,便是我的头颅。我不会去请求宽恕,因为这个法庭只能以三流侦探编造出来的假文件为凭据,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是不会尊重这种法庭的。你们自以为是法官,可我要告诉你们,犯罪的是你们,不是我们。或迟或早,你们是会因自己的卑鄙行为而受到命运的报复的。有一天,当你们坐到这张被告的位置上,或者当你们站到明天我将站的墙边时,你们这些人会想起我的……”

元帅被处决了。此后不久,斯大林在1937年8月召开的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随之,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武装力量发布命令。命令中说,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因此要求部队,凡与间谍多少有联系的人都要作出交代;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都要汇报。

刹时间,黑云压城,阴风骤起。从1937年到1938年间,镇压机关对红军的基本领导骨干给予了一个接一个的极为沉重的打击。前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前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到的大多数主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了。据估计,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他们差不多占全军军官的半数。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级干部中的13名,85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干部中的110名,406名旅长级干部中的220名,所有11名国防副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委员的75名都被清洗了。上校以下的军官有3万名被清洗。

元帅是在44岁时,是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无辜被害的,从而使他未能在后来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再展英姿,再建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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