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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曹操成名的月旦评是因东汉选官制度?

时间:2016-10-26编辑:梓岚

破除浮华、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士大夫多如许氏兄弟一样离散于各个割据集团,清议盛况不再,人物评论之风转衰,退缩于为朝廷和割据政权举荐人才,桓帝、灵帝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在野的评论大家不复存在。献帝三国时期善于识人、品评人物的士人主要有孔融、荀彧、何晏、许靖、诸葛亮、顾邵等,三国的主要政治家曹操、孙权和刘备其实也是识人、用人的高手。

士林领袖荀彧或可概括这一时期识人、评人的特色。163年出生的荀彧,成长于士风激荡的桓灵时期,但他是务实的政治家,评价和举荐人才,从是否有治国理政、谋划用兵等实用能力出发,并不重视表面的名节和德行。比如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郭嘉就是顶尖谋士,但郭嘉不拘小节,行为不够检点。荀彧为曹操推荐的人才多达十余人,而且有几人(郭嘉、荀攸,钟繇)都是曹操的骨干幕僚。

荀彧(163-212年)

孔融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他“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颇有郭泰和许靖之风范。孔融与陈群辩论汝南和颍川人物之优劣。陈群是前述名士陈寔之孙,当然认为颍川更优,孔融则力挺汝南士人,主要着眼于他们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一面。实际上,颍川士人冷静务实,也更有谋略,曹操骨干幕僚中有近半颍川人就是明证,汝南谋士在曹操时代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颍川士人也有舍生取义者,比如荀彧。

与荀彧不同,孔融深受“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昂士风的影响。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时期,孔融仍然结交宾客朋党、任意褒贬时政,引起曹操不满。205年平定冀州、权力稳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针对孔融这类“浮华交会”之徒。孔融性格张扬、不知收敛,依旧讥讽冒犯曹操,而且他拥护汉室、反对曹氏篡权,208年曹操罗织罪名将其杀掉。

孔融(153-208年)

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东汉献帝末的350年间,选举人才重视德行名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影响无处不在,建安时代曹操手下主持选官的名士崔琰和毛玠仍采用这些儒家标准,曹操遂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颁发“唯才是举令”,强调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要举荐。不过,曹操并非不认同“德行”的重要,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时期选才的标准有所侧重,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也就是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乱世和解决问题用有才之人。

220年曹丕以魏代汉,对后世影响无远弗届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也于同年诞生,其创立者是陈群。陈群是颍川儒学名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评行为不检点、不按儒家规矩办事的郭嘉。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但也并非回到两汉过于强调德行的老路上,曹魏选官的依据基本是德才兼顾。

郭嘉(170-207年)

从两汉“毁誉于众多之论”的乡闾之议、到东汉后期的士人清议,再到“寄雌黄于一人之口”的月旦评,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朝廷中枢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评和士人清议,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主动。

曹魏士人的评议之风远不如党锢之际那么广泛激烈,而且主要体现于朝廷官僚,却也绵延不绝。曹操曾整齐风俗、破除浮华,曹丕也企图用中正官控制舆论,但是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又出了“太和浮华案”(太和是曹叡的年号),其中主角是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人。

何晏字平叔,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后来成为曹操的养子,与曹丕关系紧张,在曹叡时代仍不受重用。夏侯玄是曹魏开国功勋夏侯家族之后,但也不为曹叡所喜。至于邓飏,人品不佳,但擅长交际、打通人事关系。这群或刚入仕途或政治上不得志的青年名士在太和(曹叡的年号)年间聚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 、品评人物”,深受当时青年士子推崇。

魏明帝曹叡(226-239年在位),太和浮华案发生于232年

助曹操打天下的建安老臣尚在,东汉党锢之祸的记忆犹新。于是,董昭上表要求严厉制裁这些青年浮华之徒。魏明帝遂严办“浮华”案,将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十五人免官。

东汉末年士人褒贬人物,讥议时政,太和年间的青年名士则好谈名理,清议向魏晋清谈过渡。从人物品鉴角度看,何晏对自己的评语“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意思是他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 ”。这固然是何晏的狂傲自夸,但此种评语行文无疑闪耀着玄学的光芒。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才性之学”主要讨论评价人物才性的抽象标准和原则,与玄学关系密切,相较东汉对人物德才的认识大为拓展和深化。

何晏(?-249年)

魏明帝死后,曹爽为辅政大臣,太和浮华案中免职的名士几乎全部复职升官,曹爽一派权倾朝野。另一个辅政大臣司马懿韬光养晦,抓住时机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灭三族。司马家族对待异己名士的血腥冷酷,远胜党锢之祸。在高压政治打压之下,除了嵇康等极少数,士人都不敢挑战司马氏,汉末清议最终转变为逃避政治、谈玄论理的清谈。

按照学者王晓毅的研究,曹丕时代草创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加强中央选举权的制度,还没有成为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司马炎以晋代魏后,通过相关法令,九品中正制的各项要素才定型完善,高级官吏的选拔权被世家大族垄断,中国从此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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