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身体情况每况愈下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为何会患上不治之症？《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为您解读。

作为毛泽东医疗专家组首席专家，吴洁和同事们用精湛的医术为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他是毛泽东、周恩来眼中的“老实人”，是他们最信任的医疗保健专家。他及他的同仁们，创造了一个个医学奇迹。本书由他的子女们回忆撰写，详细记述了他的一生。

 

被诊断患上罕见的不治之症——“肌萎缩症”

从1974年开始，缘于毛泽东的病情变化，又先后牵扯到其他专科，诸如眼科、神经科，且不是一两次会诊能解决问题的；又随着毛泽东年龄的增大和疾病的逐步加重，为了避免个人决定重大医疗问题出现的偏差，给予医疗上更大的重视，所以，根据原医疗组成员和主管领导的建议，在中央办公厅的直接安排下（每个人员的变化必然先征得毛本人的同意），毛泽东医疗组不断增加医务人员，或为临时性的，或按需随访，或阶段性的，或根据需要改为持久性的，逐步会合了全国所需各专科的众多知名专家，并采取相互协作、以内科为主导的专家集体负责制。

也就是说，多数的诊断和治疗措施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当然也是集体承担责任。以北京医院和中南海为代表的“老保健”，更知道“水的深浅”，时刻有如履薄冰之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相对保持低调和沉稳，即使是成熟的诊治方案在胸，有可能也愿意再听取其他同行的意见后再决定。如果有其他专家“向前”，他们宁愿“退后”，决不出风头。

毛泽东的病情变化首先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视力逐步下降，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第二是虽思维清晰，但说话表达欠灵，四肢乏力，手掌和小腿肌肉逐步萎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根据主席健康的需要，眼科和神经科专家开始介入毛泽东主席的医疗工作。随后根据神经科的诊断，为更好地实施呼吸道管理，除原有的麻醉科专家外，耳鼻喉科专家等也加入其中。

眼科专家的诊断明确，为老年常见病“白内障”。开始是会诊，以后其中一部分也改专职常驻。针对主席后一种症状，实际上，北京的王新德主任和黄克维主任首次会诊就已有了初步诊断，但这个诊断属于“不治之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么重大的问题岂敢轻易决定，尤其面对的是领袖。因此，在他们的建议下，为妥善起见，又请了上海的张沅昌教授会诊，最后统一意见，诊断为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属于运动神经元疾病范畴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运动神经元疾病（Motorneuronedisease），俗称“肌萎缩症”，因这些部位主管肌肉的运动而得名。专家们将诊断意见上报后，根据叶帅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医院寻找病例，摸索治疗经验，并根据周总理意见在国外搜集治疗办法。同时，根据吞咽困难和可能造成窒息症状的需要，又调北京同仁医院鼻喉科专家徐荫祥院长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介入主席医疗工作。

“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里，就像紧急集合”

毛泽东就是在罹患这两种病症的状况下，抱病开始了南巡。在长沙停留期间，因为毛泽东长时间不肯见医师，又因为陪同南巡出发前医疗小组匆匆而走，没有充分准备，1975年1月初，父亲和李志绥、胡旭东等医疗组成员曾一度抽空回京，安排下一步诊治及人员设备事宜。

随后护士俞雅菊只身返回，因为主席身边没有了医师，故临时请当地湘雅医学院的专家协助。不久，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初始参与毛泽东主席医疗工作的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北京医院外科主任周光裕也被接到长沙。这其中还包括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袁兆庄医生，是由胡旭东医师带着先期返回的。

在姜泗长传《师道》中提到一个细节：1975年元旦在长沙省委招待所，“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洁……一天，他对新到的姜泗长悄悄地提醒道：‘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里，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拖泥带水要误事的。’……没有两天，主席真的要出发了。果然在几分钟内各路人员各就各位。”虽然此文是他人执笔，可能在时间地点方面有误，但仍可见当时医师的工作状况。

在长期的主席医疗保健工作中，父亲除了对主席的身体患病情况了如指掌外，并已经熟悉了主席的生活和工作规律，这也是担负高干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师所必须具备的。

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也曾回忆从杭州返回北京的启程场景：前一晚，十几个医生还在为主席插鼻饲管问题开会讨论了一夜，天刚亮，汪东兴就通知医生，立即动身返京，只给几分钟的时间，像军队的紧急集合一样，有的医生急忙把东西往箱子里塞，塞不进，拉链拉不上，提着半开的箱子就往车上跑。车开动了，有人说：“哎呀，我的钱落在抽屉里，没拿。”有人说：“哎呀，我的衣服还挂在壁橱里，没拿。”只好人先回京，以后再派人把落下的东西取回。

已扩充到二十余名医护人员（除原有的三位内科医师外，还应包括两位神经内科、至少三位眼科、一位耳鼻喉科、一位麻醉科、一位外科、两位放射科、两位化验员及十余位护士）的医疗组，在杭州专家们分别给毛泽东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然后进行了汇总讨论，并书写了正式的报告。内科方面，除原有疾病外，还正式诊断有“冠心病”。

视力已近于失明，白内障的治疗被列为当务之急

为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的病情，1975年2月8日，中办主任汪东兴亲自率领医疗组专家代表父亲和李志绥等一行乘飞机返回北京，内科医疗就由胡旭东负责，并随时与北京保持电话联系。15日，大年初五，在人民大会堂，由主席医疗组的代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带病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汇报会上，医疗组首先由李志绥汇报主席病情整体情况，再由父亲汇报有关心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并由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克维主任汇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教授汇报有关白内障的治疗意见、李宣德汇报有关X线胸片的表现。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尤其是神经科的诊断，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个人比较清楚，而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以致黄克维的汇报颇费些周折，压力也最大。随后，在全国神经学科展开了运动神经元病的研究。几个专家也留在北京领导相应科研活动，收集资料，并进行各种准备。

因为上述神经系疾病一时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只能根据呛咳的症状提出对症鼻饲治疗的建议，而毛泽东的视力已近于失明，所以白内障的治疗被列为当务之急。在汇报后，中医眼科专家——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眼科主任唐由之和高培质也加入到会诊行列，正式提出了中医针拨的治疗方式。从此在几个医院开始了白内障更换晶体手术及中医针拨治疗的对比研究。

1975年4月，毛泽东结束南巡返回北京。

毛泽东返回北京后，白内障的治疗也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医生们反复讨论的是采取何种治疗更好，主要在西医晶体置换手术和中医针拨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为此，中西医眼科专家多次会诊，并与其他各专科的专家一起反复研究，共同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认为采取中医针拨的方式更为安全、便捷，从而决定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并且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1975年7月，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各科的密切配合下，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主任和高培质，在中南海“游泳池”小书房改设的临时手术室内，成功地为主席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的针拨治疗。这两位医师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西医的培训，前者为“中学西，再行中”，而后者为“西学中”，都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专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患膀胱癌不治而逝世，之后10-11日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曾因工作关系，多年来与总理接触甚多，在毛泽东医疗小组建立之前还一直在为他治疗冠心病，此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非常想再见总理最后一面，但终因医疗组的工作不能离开，而未能如愿。想当初，还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成立了毛泽东的专职医疗小组，并亲自主导所有的抢救治疗工作，没想到的是，现在他却走在了前面。

一切正如周总理生前所交代的：“全心做好主席的医疗工作，不要再到我这来了。”父亲最终也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见上他最后一面。后来只能由我们的母亲作为代表前往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