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生平简介隆科多的故事隆科多的结局如何？

隆科多生平简介：隆科多的故事有哪些？隆科多的结局如何？下面就带你了解清朝重臣隆科多：

隆科多生平简介

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隆科多祖辈立有军功，又是几朝皇亲国戚，既富且贵。康熙皇帝临终时，隆科多作为理藩院尚书、康熙皇后之弟是惟一受遗命的大臣。他代传遗诏以皇四子胤禛为嗣君，此即雍正帝。隆科多本人在雍正初年则被任为总理事务的四大臣之一，雍正帝称他为“朕之功臣”、“舅舅隆科多”，对他宠幸有加，然而不数年却以四十一款大罪公之于众，以致死于禁所，舅甥俩的缘分遂告了结。这就是隆科多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隆科多的故事

隆科多（？～1728），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佟氏。此后，佟氏族人在开原城一边为明廷尽守土之责，一边经商，开始了佟氏子弟汉化的过程。后自其先祖，改用汉姓汉名，逐步与汉人融为一体。以后佟氏属中还有人入关以进士出身担任朝廷官员，与汉人并无二致，无论明朝抑或佟氏族人都视或自视为汉人。

历时二百余年，当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起兵讨明之际，佟氏堂兄弟佟养正、佟养性，摒弃汉人冠裳，投奔了努尔哈赤，佟养性初招为额附，与另一投奔的汉人李永芳一道负责管理汉民事宜。天聪时期，佟养性被皇太极任为首任汉军旗固山额真，并继续负责管理一切汉人事务，节制汉官。从女真时的首领直至日后的清统治者都视佟氏为汉人。佟养正一支由其子佟图赖而至其孙佟国纲、佟国维，再至曾孙隆科多，其旗属本是汉军正蓝旗，但因佟图赖有女幸为顺治帝妃，故佟国纲以先祖本是女真人，且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命佟氏与满洲佟佳氏叙为兄弟为辞，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奏请将本族回归满洲旗属。佟国纲所以请改归满洲旗籍，是想在贵为勋臣国戚的基础上，抬高自己的出身以自固，因为有清一代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重满轻汉的倾向。

隆科多的祖辈在完成由女真而汉化的过程之后，又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姻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此即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内大臣索额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战之中。雍正初年（1723），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作为势盛几朝的皇亲国戚，他们对清朝前期的政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佟养性一系多任将军、督抚的后人一道被称作“佟半朝”。凭着累朝功勋之后及康熙皇后之弟的身份，隆科多在雍正初年终成一代功臣，对雍正初政有辅佐之功。

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1704），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1705），因为所属人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1711），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负有拱卫京师之责。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储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伤神。先是太子胤礽骄纵昏暴，两次立而又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由于储位空悬，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禟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和，互存介蒂。胤禟受挫以后，本属他集团中的皇十四子胤禵继起谋取储位，胤禵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寄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但从后来看胤禵虽拥重兵，却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实有不利的一面。

能与胤禵抗衡者只有皇四子胤禛。胤禛谋位手段高超，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禛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禵，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一代名君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嗣统究竟以谁为嗣君，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禛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遗命众人中唯一的大臣。而民间盛传胤禛之即位，是矫改遗诏始得“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禵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禛。看来隆科多确实是传遗诏之人，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但隆科多是如实传诏，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禛，其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却属费解之谜。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继位，都不会不重视他，而隆科多在胤禛与胤禵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都不得而知，未可妄议。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尊重予以承认，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以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1724）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和《明史》监修官。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从侧面让人悟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于雍正继位有扈翼之功。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羹尧不仅是胤禛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是通过拥立胤禛，才与胤禛的关系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个性鲜明，对大臣宠信则溢于言辞之间，也可就此笼络人心，为主子效命。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消除介蒂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重视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做年羹尧的工作，希望年羹尧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但也可见雍正是视隆科多以及年羹尧为心腹之臣的。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巅峰状态。然而，雍正同时也是一个为政苛严、喜怒无常的君主，为人臣者倘若律己不严，恣意妄行，定难为其所容。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佟姓，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不会怙势专擅。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但将吏部所办铨选称作“佟选”，闹得沸沸扬扬，毕竟不合为臣之道，它触犯了天子大权独揽这根敏感的神经，对清代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而言尤其如是。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将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这么一来，倒招出他确有为朝廷所不容的不法把柄。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染，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进行指责：“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至此已在劫难逃。

隆科多的结局如何？

雍正三年（1725）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其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而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羹尧职，实为徇情庇护，但后议又过其当，于是认为其中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羹尧案的处理。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隆科多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又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

雍正貌似人皆负我，有一副宽容心肠，实则对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你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

隆科多这位昔日的“忠臣”、“良臣”，因未能恪守君臣之分，触犯了天子凛然不可侵犯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势在必然要遭到皇帝的制裁。倘使他能像同时代的诸多官员一样唯命是听，时常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大可高枕无忧，颐享天年。反言之，当时清朝空前强化皇权，有清一代君主固然“圣明”过于前朝，而臣下却缺乏明代海瑞那样的敢于以死谏言的忠臣，更多的则是浑浑噩噩、唯唯诺诺、不知创新为何物的庸臣。在清代，平庸者尚且难保善始善终，何况隆科多确实有擅作威福的行为，其受命于先皇又应了“功臣不可为”的古训，他的失宠以至放逐，自当不免。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论处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不过是重演了一幕封建时代并非罕见的旧剧。接着便是处置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正月，隆科多家两个叫牛伦、王五的仆人，挟主人之威勒索受贿于人，此时恰到好处地事发暴露于众，且牵及主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候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至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1727），拉古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竟以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据实具奏。朝廷诸大臣请求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无人办理，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雍正对隆科多的骄恣行为大为反感，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之所以如此顺利解决，其原因之一是隆科多的被召回。雍正囿于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撤下坚持原则、维护清朝利益的隆科多，无疑是一种失策之举。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阿灵阿官至康熙朝理藩院尚书，是遏必隆之子；揆叙是康熙朝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大学士明珠之子，二人皆善交游，在康熙末年均为皇八子胤禟的党人，雍正即位后，以二人“居心险恶，结党营私”，予以夺官削谥或严遣。此处指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交结，这是昔日的老账重提。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为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敬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可知清朝官吏贪赃枉法是很平常之事。

隆科多以勋臣豪门之后，更加其外戚身份，在康熙末年逐步受到圣祖信任。又以代传遗诏，立下扈拥新主子之功，成为雍正初年的“柱石大臣”，但他由此擅权恣肆，在皇帝看来多有欺罔、奸党、不敬、不法、贪婪之罪，必为专制君主所不容，这也是隆科多咎由自取。雍正说过：“臣不密，则失身……隆科多、年羹尧辈皆以不能慎密，自致灭亡。”这多少道出了封建时代君权至高无上，臣下必须绝对俯首听命之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