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生平简介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的结局如何？

张居正生平简介：张居正的故事有哪些？张居正的结局如何？本文为你介绍明朝第一名臣张居正的传奇一生：

张居正生平简介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年间首辅。谥号“文忠”。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其父张文明，未入仕。张居正于嘉靖朝中进士，在主持朝政期间，大刀阔斧地改革，整吏治、强边备、改漕运、清土地、裁冗官、行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

张居正的故事

一、巩固边防 整饬吏治

耳闻目睹了“庚戌之变”的张居正，对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素质深为担心，他从那时起就在谋划着对边防的整顿，发誓一定要使边关安定，人民和睦，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更是张居正所关心的问题。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内阁参政后，鞑靼首领俺答率军直逼京师，北京危在旦夕，尽管后来敌兵在大肆掠夺之后引兵北退，但皇上和大臣均意识到非彻底整顿软弱无力的边防不可了。当时任内阁首辅的是徐阶，有个任工科给事中的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驻兵于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但由于新任兵部尚书霍冀对情况并不熟悉，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所重用的人。这样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从整顿边防入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

张居正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非常信任，因此他们非常乐意接受张居正的指挥。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右、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谭纶提议造筑敌台，张居正立即同意谭纶、戚继光防务战略。

当初，建立过赫赫战功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奉调从浙江北上蓟州，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的防务，他上任后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想法，得到了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短短的几年里，整编防区，训练新军，一切均按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使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戚继光常备不懈，励精图治，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这里一直相安无事，各部蒙古再也未敢侵犯边境。在整顿边防的过程中，张居正与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屡败蒙古土蛮郭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镇守辽东。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先后十次连奏大捷，其武功之盛是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

在宣化、大同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逐年减少。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要轻易兵戈相见，一切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生活安宁着想。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布告并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并接纳安置。这些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民众很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顿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英宗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蒙汉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所处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议盛行、不务实事、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很是担忧。他曾和内阁次辅、大学士吕调阳对此作过多次讨论，激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他改革铺平道路。因为他现在纵有许多想法也都是无法施行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主张要靠这些部、科、院的大小官员去办，可如何才能把这群各自为政、散沙似的“散兵游勇”捏合成一支令行禁止、进退自如的精锐之师呢？他心里一直在默默地思考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万历元年（1573）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正如他给皇上的奏疏中所讲的，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条：第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册，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内阁。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账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

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因而使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整个明朝政府自上而下，如同一台流水线作业的机器，各项工作稳定而有序地进行着。

二、反腐倡廉 改革税制

随着考成法实施，使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守，这样管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决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下令撤苏松地区擅自添加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851），一次就裁革冗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万历四年（1576）十月，万历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视其才干，不必问其资历。”皇帝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以圣旨为依据，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些被破格选拔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对于因工作政绩好坏而被赏罚的官员，无论是升迁或是被革职，他们都是心服口服的，因为有考成法在一目了然。可是对于朝廷上下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问题却很难判断是非，尤其是难以公平处理。有些官员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欺压百姓，但因政绩突出，甚至还会被升迁。

面对此种现象，张居正觉得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彻底打击这股腐败风。正在张居正着手制订新法规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吕调阳送来的奏本。张居正一看，原来山东布政司报告孔圣人后代“衍圣公”每借进京觐见之名，沿途骚扰各路驿站，苛派强索夹带走私，交通沿线深以为苦，提请朝廷务必出一万全之策予以制止。

张居正看后，经过深思熟虑颁布了新驿站规则。

驿递新规颁发后，混乱不堪的驿站得到大大改观，许多人立刻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再滥用职权，违法强索驿站财物了。但是有些官员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正月，张居正开始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进行严惩，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三十人之多。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开支。

张居正的改革，是先由军事、政治着手，逐渐向经济方面推广。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确实到了非革弊整治的时候了。

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纷纷向张居正提出建议，要求立即改革赋役，兴利除弊，并推荐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这一方法最早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田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一条鞭法”。但是，自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年来，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从来未成统一之策。

要推行一条鞭法，首先就得将天下田亩丈量清楚，这样才好合理分配。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赐田外，一律按地办纳粮差，不准优免。

户部随后颁布了《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嘉靖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亩的倡议，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当时震撼朝野的一件大事。

由于清丈天下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拼命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张居正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他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查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凡有阻挠执法的，不分宗室、宦官、军、民，均依法严罚。”他告诫百官，清丈田亩一事，实为百年少有的壮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严格核查。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成功。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五十余万顷。至清丈完毕统计，全国田亩总数达到七百余万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起草的一条鞭法终于到了可以全面推行的时候了。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张居正的结局如何？

张居正从任内阁首辅后，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尽心尽力地辅佐教导幼主明神宗万历皇帝，力劝他亲贤臣，远小人，慎起居，戒游佚。他本人积极进行改革，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由于他的勤勉努力，使万历以来吏治廉勤，纪纲振肃，风俗淳朴，府库充实，漠北骄虏俯首称臣。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在改革整顿中难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十分仇恨，也有的人与张居正政见不和，甚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挟天子以令天下，事无巨细均须听命于他，也太专权霸道了。种种不满和矛盾不断地困扰着张居正，给他的改革带来不少的阻力。

万历初年，礼部尚书陆树声就因看不惯张居正的一系列做法而辞职。陆树声在朝中算是个清流首领，向来恃才傲物，把功名看得很淡。张居正对他很尊重，曾以后进之礼前往参谒。可他却不冷不热，弄得张居正十分难堪。他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因看不惯而不免时时耿耿于怀。他指责张居正不行王道，只顾富国强兵。在他看来，当首辅的应行大政，行大政即应倡王道，举孝贤，清世风，而张居正一会儿节省钱粮，一会儿派员巡边，一会儿要裁夺冗员，他认为这些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对张居正的考成尤为不满。有一次，一名给事中提醒他说有几件事他还未按规定时间办，督他抓紧，不然将据考成法如实报呈阁部。他听后不觉恼羞成怒，大发了一顿脾气后竟拂袖而去，一连几天也不进礼部办事。

不久，因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又引起了一场门生发难的风波。按旧例，父母去世后要在家守孝三年。可是关于张居正的守孝问题，皇上和朝中大臣却意见不一。万历帝降旨：“卿受先帝遗托，辅助朕执政至今，以安定国家社稷，朕全依赖卿，哪能离开朕一日呢？”皇上命令张居正不必回家守制。正在张居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的一批张居正的门生却对他刀剑相逼，逼他离阁回家守制。

一些后进的门生也不甘落后。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乃隆庆五年进士。那年恰是张居正任主考，依例而言，张居正便是他的“座师”。这种“师谊”、“门谊”向来很为科甲出身的人所重视，可吴中行天生傲骨，又正是年少气盛。他趁张居正丧父之机，想轰轰烈烈地闹腾一番，给青史留下个不徇私情的光辉形象。他指责张居正平日里满嘴圣贤义理，却连父丧都不去守，说如此圣贤之训何在？并说张居正哪里是为了国事，无非簸弄名辞，怙权贪位而已。他还写了份奏疏递上去。时隔一天，张居正的又一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又上疏，诬称张居正不奔丧是不明法纪，背徇私情……紧跟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指责张居正不修匹夫常节，不作纲常之表率，愧对天下后世……

天哪，怎么都是自己的门生？他想起当年大奸相严嵩满朝结怨，人人痛恨，却还没有一个他的门生或同乡去攻击他。如今他竟连严嵩都不如了吗？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终于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过多方医治也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行将不起，遂连上两疏，恳求万历准允致仕归去，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但万历始终不准。到了万历十年（185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终于抛开了他呕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老母，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病重期间，明神宗万历皇帝曾十分伤心，送给他许多珍贵药物和补品，并对他说：“先生于国功劳不能再大了，朕无以报谢，只有日后多照顾你的子孙是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据谥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了脸，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盐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批判。

张居正过去的改革所以能得以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与他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由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危机的猛烈袭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这使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据上风；二是由于神宗即位后，年仅十岁，他对身兼严师和首辅的张居正又敬又畏，处处听从其指点，因此对进行的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所以才使其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本性驱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一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嫌张居正把自己管得太严，使自己不能自由地行使权力。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现在张居正死了，他就谁也不怕了，由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不由对张居正的严厉大为不满。

张居正死后，司礼太监张诚等在神宗面前拼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而张居正生前与冯保关系极好，于是在反冯同时也拉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是因为张公想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明神宗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那些受过张居正批评的人趁机告状，原来巴结张居正的人也都反过来说他的坏话了。明神宗听了这些人的话，也不明事理，就下令把被张居正改革过的旧东西都恢复起来。张居正创造的考成法也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驿递新规也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好多被裁处官员，一个个又官复原职，重新被起用。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明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儿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不仅如此，当有人告发张居正专权要谋反，他家里一定藏着许多财宝时，神宗皇帝马上下令：“张居正简直是作恶多端，快给我抄了他的家！”万历十一年五月，张宅被抄，全部家财也不过三十万两左右，十余口人被活活饿死，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神宗听了还不满意，干脆又下令：“张居正生前专权乱政，干了许多坏事，本当把他的尸首从棺材里拉出来斩首，念他在朝廷办事多年，就免了。不过，对他的亲属不能轻饶，都给我充军去！”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强答应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

明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要照顾好他的子孙，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其家里人便死的死，判刑的判刑。一个为国家的富强建立了功绩的人，反倒成了罪人！这个结局是张居正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就连张居正生前所重用之人，如张学颜、方逢时、梁梦龙等辈也均遭遣还籍。

张居正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所建树的业绩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东流。例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又如赋役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死后仍一直向前发展。这种情况表明，明神宗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其家产，但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一条鞭”的历史潮流。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如小鸟出笼无拘无束，他嗜酒、贪色、恋财，为满足私欲，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败，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又急剧发展起来，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面对日益衰败的朝廷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许多有识之士又想起了张居正及他的改革业绩。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论冤。到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皇帝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尽管张居正的改革没能完全继续坚持下去。但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不愧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