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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故事是什么样的 四郎探母故事原型是什么?

时间:2018-11-09编辑: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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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杨四郎被招为辽国驸马有故事原型,那么《四郎探母》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又是否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快马加鞭一夜还”的探母故事还真不是凭空虚构,也有历史原型,而且还与杨四郎为什么叫了“杨延辉”有直接关联。

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十一《契丹入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混战不断。911年,河北的一个节度使刘守光被山西的晋王打败,为求生存,他派参军向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求援。这位参军就是后来契丹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韩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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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八大部落,每个部落首领都称大人,八个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为“八部长”,三年一任。唐末,耶律阿保机逐渐强势,他不断连任“八部长”。

韩延徽到达契丹,耶律阿保机不仅不肯派兵,反而要求韩延徽归附契丹。韩延徽虽然是去向契丹求援的,但表现得非常有气节。他一口回绝了耶律阿保机,并且坚持不行跪拜之礼。

契丹主也是火爆脾气,一怒之下将他扣压下来做苦力。后来阿保机的妻子了解到此事,又发现了韩延徽的才干,便劝说耶律阿保机放了韩延徽:

“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大意是说,韩延徽守节不屈,是当代的贤者,应该以礼相待才对,怎么能囚禁羞辱他呢?)

耶律阿保机顿悟,立即将韩延徽请回待为上宾,通过交谈,双方竟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韩延徽由此受到器重,成了阿保机的高参,他帮助契丹建衙署,筑城郭,分市里,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成为契丹的佐命功臣。

尽管在契丹获得了很大成功,韩延徽还是身在契丹心在中原。他是个孝子,因为想念母亲,他不顾一切地要回乡探母。

有一次,他抓住一个机会,悄悄离开契丹逃奔晋阳。此时的晋阳已不是当初的晋阳,物是人非,当地的官僚对他很是轻慢,没有人重视他。与在契丹所受的高看和优待相比,晋阳之行让他非常失落也非常伤心。

拜见完母亲之后,他决定再回契丹。朋友劝他,你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再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杀掉你的。韩延徽语出惊人:我走之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我回去就如同耳目与手足失而复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掉我?

果然不出所料。韩延徽回到契丹后,一开始受到契丹主的责问。他从容答道,“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大意就是,我因为非常思念母亲,回家看娘去了。之所以事先没跟你们商量,是怕你们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了。但我现在回来了,我的心是忠于陛下的。

契丹主大为感动,认为他是有情有义有信之人,更加信任和重用他,内外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任命他为守政事令,地位相当于中原的宰相。

韩延徽在辽国出人头地,但始终不忘故土。因为母亲不愿来北国,他便托人悉心照料,并向中原保证,只要他韩延徽在,决不让契丹南侵。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位,韩延徽仍然受到重用。

《通鉴纪事本末》由南宋袁枢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素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记史方式。

《四郎探母》的故事很可能取自这个历史典故,只不过在戏剧里韩延徽成了杨延辉,两个人的名字都这么相像,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着,杨四郎的故事很可能取自韩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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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母”还有一个相近的故事,不过那是讲杨八郎的。

历史上杨业只有七个儿子,没有杨八郎。故事传说中,杨八郎的事迹也是少之又少。按照《南宋志传》的说法,杨八郎是杨业的义子,名叫高怀亮。在周世宗亲征北汉时,他曾与高怀德交手,两人相见之后,觉得对方很像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便在战场上相认。他因而投奔到了周营,改回原名高怀亮。传说杨八郎也被辽国招为驸马,但历史上高家是宋皇室的驸马。

有一出梆子戏叫《万寿宫》,其中第五本《雁门关》,又名《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有映照之妙。梆子戏发源于山西、陕西一带,那里是宋代抗击辽金和西夏的前沿阵地。

在这出戏中,八郎名叫杨延光。他流落北国,化名王鳌,听从呼延丕显的劝告假意降辽,当了辽国梨花公主的驸马。奸臣庞元借此状告呼、杨两家谋反,仁宗听信谗言,欲将杨家正法。八千岁以及寇准、包拯二相舍命相保,形势才发生了转机。

皇帝要求佘太君戴罪立功,亲自出征捉拿八郎,并限定三日内取来萧太后首级,否则便以谋反罪论处。太君带兵赶赴边关,八郎闻讯以“偷袭敌营”为名,让梨花公主盗来令箭,直奔宋营探母。母子相见,抱头痛哭。太君怒斥八郎不忠不孝,命八郎返辽,三日内杀了萧太后,取来首级,一可为国除害,二可救呼、杨两家。八郎连夜回营取了萧后首级,携妻带子奔回宋营。后遇辽兵穷追不舍,他自己断后,被辽兵包围,最后自刎而死。

《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和《四郎探母》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一些明显差别。同是失节投敌做了辽国驸马,在平衡家与国的利益之时,四郎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摇摆,虽然没有哀告求生的无耻,但也没有慷慨而死的豪迈。八郎则完全不同,他毫无条件地向忠孝靠拢,更像是封建王朝宣扬的传统中的英雄。

《三关排宴》与《八郎探母》作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忠孝节义”。在佘太君眼里,杨家的名节最重要,为保大宋,为保江山,哪怕是昏君当政,他们也要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包括最宝贵的生命。

《四郎探母》说到底有两个原型,一个是驸马原型,另一个是故事原型。驸马原型源自王继忠,故事原型取材于韩延徽,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到杨四郎一身,既是创造英雄群像的需要,也是小说故事惯常的创作手法,还体现出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特点。

“杨家将”与“三国”的传播方式不同,《三国演义》早在成书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故事酝酿的时间长、定型早。而杨家将故事则以民间流传为主,正史的记录简略而且滞后,没有形成权威,影响力不够。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杨家将故事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不断扩充和发展,受时代影响非常大,一部“杨家将”折射了几代王朝史。杨四郎的故事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最后结局的种种变化,无不留有历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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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汉人备受压迫,民族矛盾空前突出,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根本,是最被人们所看重的,因而在元杂剧中,杨驸马就是叛徒,就要被佘太君大义灭掉。到了明代,国家危机重重。1449年明英宗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三次侵扰京城,人们呼唤英雄、渴望胜利,于是杨四郎就成了卧底,潜伏在敌国立功。到了《四郎探母》那个时代,社会历经战乱,人心痛定思痛,反战情绪弥漫,人文色彩占了上风,因而过关探母成了最关键的焦点。

杨家将故事是一幅英雄群像,准确地说是一部家族英雄群像,也堪称中华英雄群像,杨家将人物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编写杨家将故事,可供借鉴的史实太少,八个儿子的境遇又需要各自不同,那只有移花接木,信手拈来了。史书上没有关于杨四郎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历史上一些闪光的人物和故事挪搬到“杨家将”身上,这是艺术创作中最惯常的手法,也是千百年来杨家将能够始终吸引大众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只有韩延徽,没有杨延辉;只有杨四郎,没有杨驸马。但这丝毫不影响杨四郎这一人物形象带来的震撼与冲击,这就是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