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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独爱文学声乐

时间:2017-07-13编辑:梓岚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两重性矛盾性格突出的人。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晋人张华《博物志》说,“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都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张华在这里讲了曹操几个方面的技能和爱好。

好书法

张华认为曹操写的草字仅次于东汉末年的书法名家崔瑗、崔实父子和张芝、张昶兄弟。崔瑗字子玉,顺帝时曾官济北相,以“宿德大儒”称。“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子崔实字子真,桓帝时著《政论》名于当时与后世,官至辽东太守,亦善书,所著亦类其父,大都碑、论、箴、铭、书等。张芝字伯英,弟昶字文

舒,史谓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尤其是张芝,有“草圣”之称。《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音《文志》说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曹操的字竟被张华比之于名世大家,虽称“亚之”,肯定亦是相当可观了。

南朝梁人庾肩吾在《书品》中把书法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曹操被列人中之中,誉称“魏主(操)笔墨雄瞻”。唐人张怀瑾著《书断》,分书为神、妙、能三品,称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列人妙品。可见在唐人眼里,曹操的字也是得到很高的评价。

曹操喜好书法,对他的儿子们亦有影响。据说曹植的字写得就很好,所以张怀瑾《书断》称,操子植,“亦工书”。甚至,由于自己爱好书法,竟影响到对于部属的任命和使用。当时有两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是钟繇,一是梁鹄。钟繇在曹操秉汉政之前已是侍中尚书仆射。曹操秉政之后,以繇持节督关中事,屡有功劳,拜前军师,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可见,钟繇是个很有政绩的人物。

钟繇不是以书法进身,但其书法对于当代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怀瑾《书断》说,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在书法史上,钟繇与张芝并称“钟张”,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这样的书法成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曹操另眼相看。梁鹄,《武帝纪》注引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序》说,梁鹄善书,汉代后期以字写得好官拜选部尚书。当时曹操想做洛阳令,可梁鹄派他去做北部尉。曹操平荆州后,点名召鹄,不究以往而让其“勒书自效”。曹操将梁鹄的字挂在帐中,钉在墙上,以后还让其题写魏宫殿的所有匾额。可见其对于好的书法是何等欣赏。

曹操曾对尚书部门的官员提出严格的书法要求。下行上达的文书,字若写得不好,有关人员是要受处分的。其教令说:

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又以草呈示令、仆讫,乃付令史书之耳。书讫,共(供)省读内(纳)之。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书之不好,令史坐之;至于谬误,读省者之责。若郎不能为文书,当御令史,是为牵牛不可以服箱,而当取办于茧角也。

曹操的字大都已不存在。但不难看出,既然唐人还对曹操的字有所评论,那么肯定当时还有其书迹流传。南宋人朱熹在《晦庵题跋》中也提到题曹操帖余少时曾学此表”。后来便散失了。据学者们考究,曹操的字仅有很少的几个留存至今,如其西征汉中

时,在褒;石门(今陕西勉县东北),见褒水湍急,书“衮雪”二字,刻于河内礁石上(现存汉中博物馆);另有几个草书字“来”、“出”、“写”、“曹”、“短”等见于《行草大字典》。

善音乐

张华把他同桓谭、蔡邕相比,认为其音乐水平不相上下。桓谭字君山,官拜议郎给侍中,东汉初期的哲学家、经学家,以反对谶纬神学名流后世。他的父亲曾为太乐令。史称“谭以父任为郎,因《选举令》,《御览》卷215,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2《魏武帝》。“文笔真草'文,指韵文;笔,指散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云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真,指楷书;草,指草书。“牵牛不可以服箱”,典出《诗经•小雅*大东》,意思是牵牛星虽然叫牛,但不能拉车,名不符实。茧角,此处指刚长出角的小牛。

好音律,善鼓琴”;蔡邕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东汉末年文学家,史称“妙操音律”,“善鼓琴”。桓谭、蔡邕都是于史有征的著名音乐家。张华以曹操与桓、蔡二人相匹,足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事实证明,曹操也的确是很善音乐的。

第一,他很喜欢汉代乐府诗的曲调。曹操存诗二十余首,大都是按照乐府曲调写的。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属乐府的《相和歌•相和曲》,《蒿里》、《薤露》属《挽歌曲》,《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曲》,《善哉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属《清商曲•瑟调》,等等。史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作的诗,是可以演唱的,而演唱的时候是可以用乐府的曲调伴奏的。这一点,从曹操乐府诗的格律形式,如常用叠句或赘语“一解”、“二解”云云,足可证明。无疑,曹操喜好音乐,喜好乐府诗,不仅从中得到娱悦,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新的乐府诗激情。换言之,曹操有这许多乐府诗流传下来,应当说是与其爱好音乐有着直接关系的。

第二,他喜欢听音乐,也喜欢引吭高歌。曹操常说“诗言志”。他在苦闷和高兴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诸如《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反映的是苦闷时的情况;《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反映的是心情愉快时的情况。他还喜欢用音乐招待客人,“我有嘉宾,鼓瑟吹莖”。#p#分页标题#e#

曹操的诗中常提到“歌以言志”、“歌以咏志”,虽是诗賦形式的需要,也实是他高歌自己作品时的一种情绪反映。“登髙必赋”,就是每次登高都要引吭吟咏。曹操不仅活着的时候喜欢音乐,略如《曹瞒传》所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甚至希望死了以后还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因而生前便留下遗嘱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縷帐,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

第三,喜欢音乐人才。诸如阮瑀、杜夔等都得到他的特别器重。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写得一手好文章,已如前述。而且由于他少受学于蔡邕,“善解音,能鼓琴”,很有音乐修养。有一次,曹操招待宾客,因瑀不主动同自己说话,很不高兴,“使就技人列”,将其同技人安排在一起。阮瑀“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

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操)大悦。”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汉末以知音为雅乐郎,避乱荆州,曹操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一作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

当时,曹操既喜欢雅乐,也喜欢俗乐,因而《通典•乐一》有云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郑声被宠”。柴玉为郎中令铸钟工,有巧思,多所造作,为时人所知。杜夔令柴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淸浊任意,颇拒捍夔。

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工。”

雅乐、俗乐二者相比,曹操平时可能更喜欢俗乐。《宋书•乐志三》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曹操的乐府诗,也大都取乐府之相和曲调,“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见,《但歌》、《相和》都属于俗乐。

综上可见,曹操爱好音乐、提倡音乐,虽然同其娱悦“声色”的因素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把音乐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给予了重视,因此应该承认他在中国音乐史上至少有两点贡献,一是由于他的确甚通音律,因而能支持正确的意见,避免了谬种流传,影响后代音乐的发展;二是战乱之后古代雅乐已经逐步流失,曹操获杜夔、用杜夔,从而“绍复先代古乐”。曹操时的“先代古乐”是否流传至今,很难断言,但其历史的影响当是不可否认的。

魏晋时期,同统治者的腐朽相称,音乐歌舞曾有过繁荣。史载,魏时有短箫铙歌十二曲,诸如《楚之平》、《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大都是歌颂曹操功业的。这些歌曲都没有流传至今。但任何艺术领域的发展都不应割断历史,都应注意到它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证明,晋人就是在曹魏基础上改进律尺,发展音乐的。史载,杜夔调律尺(即魏尺,合0.242米),并不是很准确。

晋武帝时,“张华、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钟律,其声乐多不谐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铜尺,铜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具五音以应京房之术……”。新尺,即晋荀勖律尺,合0.231米,较杜夔律尺短0.011米。由此可证,晋人曾经是在曹操用杜夔“绍复先代古乐”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并发展了中国音乐,尤其是汉代音乐。

懂建筑,善治土木工程

王沈《魏书》说曹操“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这说明,他是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建筑“工程师”。事实确实如此。

史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铜雀台于邺。作铜雀台,一则表明他将以邺作为新的重要政治中心和自己的长居地而营建;二则表明他好大喜功,喜欢通过实际的形象展示自己的势力;三则因为铜雀台的主要功能是娱欲、宴饮场所,表明他确实属于喜好声色的人物。诸此,点到为止。本书在此主要是想展示曹操的艺术才能。无疑,铜雀台是他的杰作之一。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120间,楼顶建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

建筑之精美,今已不见,不妨引诗为证。建安十七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賦。据载,“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登台赋》谓: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菅。建高殿之嵯蛾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其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此賦开首即发出对乃父的崇敬和随父登台游赏的兴奋之情;既而书尽台之巍峨壮观,“建高殿之嵯哦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并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圣德联系起来,“扬仁化于宇内”、“惠泽远扬”,最后落脚到“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之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东王,指神人东H这样的情景交融、才气横溢的辞赋,自然得到了时人的重视。所以曹操对其“深异之”亦绝非偶然。

曹丕不及曹植来得快,然而其作亦为可观。曹丕《登台赋》词为:“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此赋文辞秀丽,亦不失为描写景观之佳作。但也应该承认,如与曹植同题作相比,的确不及其情景交融,寓意深切。但从极书建筑本身的雄伟而言,则有过之。#p#分页标题#e#

铜雀台是曹操的建筑艺术代表作。另外,还有金虎、冰井二台和晚年在洛阳动工的建始殿,都是他亲自规划的。《水经注》说,铜雀台北,有冰井台,建安十九年建成,髙8丈,有屋140间;南,有金虎台(又名金凤台)建安十八年建成,高8丈,有屋190间。两台规模亦很大,但高度不及铜雀台。

曹操还有许多方面的技能。他一身好武艺,“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围棋下得好,可与世之高手相匹。会打铁,能“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还曾设计并命有司打造“百辟”宝刀五把。他的《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曹植得到百辟刀后很高兴,特作《宝刀赋》颂扬曹操的功德及其巧思,其中有云规圆景以定环,掳神思而造象。

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混濩。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他还善发明,如作“霹雳车”,以对付敌人高橹。战争中,常常因时因地之宜而兴水土之建,或作地道,或为沟渠,或树栅为甬,或集沙成垒,无不尽其妙,成其用。爱好酿酒,曾特意向皇帝《奏上九酝酒法》。曹操所以如此多能,与其年轻时的社会经历及其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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