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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西征马超和韩遂

时间:2017-07-12编辑:梓岚

赤壁战后,曹操甚知孙刘联盟已成气候,绝非一时可以瓦解,因而对其采取战略防御,屯田、戍边,加强边防,以期取得时间,排除异己,稳定地位,巩固权力,整肃、扩大、发展兵力,然后再谋用兵。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发展和军事演练,曹操的预期目标达到了,兵力、军需粮秣都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又具备了征战的基本条件。

曹操决定西征马超、韩遂。

为什么不继续南征孙权而西征马超、韩遂呢?原因有三:第一,如前所述,暂时不具备征战孙权、刘备的条件;第二,马超、韩遂陈兵西北,一直是曹操的心腹大患;第三,赤壁战后,形势变化,孙权为了北面抗操而将西联韩、马。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曾向孙权献计,要求允许他与孙权的堂兄弟、奋威将军孙瑜率兵“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然后自己回军与孙权“据襄阳以蹙操”。

他把结连马超看得很重,认为是战胜曹操的重要条件。①可惜,周瑜不久病死,其计未行。但周瑜的计策,对操却不能不有所震动。如想南征孙、刘,西取巴蜀,就必须解除后顾之忧和前进中的障碍,因而马超、韩遂及其周围十数部异己力量不能不作根本解决。所以,西征马超、韩遂便成了军事博弈中必走的一步棋。

曹操的征伐目标本是马超、韩遂,但他们都是曹操控制的朝廷加封的命官,且无反叛迹象,讨伐无名。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人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钟繇的计划给了善谲的曹操以很大启发,于是想到了“假道虞国以伐虢”之计,想到了声讨张鲁从而加速马超、韩遂造反的策略。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当时,马超、韩遂等主要兵力据关中,张鲁的主要兵力在汉中,操兵如出河东讨张鲁,大军必须从马超、韩遂地区通过。据载,出兵前,曹操使荀或问计于治书侍御史卫觊。时,卫觊因使益州,道路不通而留镇关中,觊对曹操的决策不以为然,认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

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荀或把卫觊的意见告诉了曹操,曹操“初善之”,但没有接受,仍按钟繇的计划办。还有仓曹属高柔更没有理解曹操的意图,谏阻说今狼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兰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殊不知,曹操的目的就是促使韩、马反叛。不出曹操所料,关中诸将果然疑操伐己,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

胡三省说:“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可谓一言中的,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一、渡蒲阪,据河西,结营渭南

曹操的计策得到成功,马超等反,便可名正言顺地发兵征讨了。

马超,字孟起,扶风茂陵人。父马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于西州;汉献帝初年,朝廷以韩遂为镇西将军,以马腾为征西将军。马腾、韩遂始甚相亲,结为异姓兄弟,继而失和,部曲相侵,相为仇敌,腾攻遂,遂亦攻腾,杀其妻子。建安初,曹操为安抚关陇,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进行和解。后曹操以腾为卫尉,使其离开西北,居邺。马超以偏将军统父众,与韩遂合纵,并与杨秋、李堪、成宜等部相结。

马超等既反,曹操即以征南将军曹仁行安西将军,自襄樊一线驱师北上,督诸将与马超等隔潼关相对;并下了道严格的命令:“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同时立即安排朝屮#,以五官中郎将曹丕留守邺,以奋武将军程昱参丕军事,门下督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以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一切安置停当后,秋七月,曹操以五十七岁之龄,不辞鞍马,再次驰骋疆场,率军出征。

曹操亲自将兵击马超等,不少人鉴于赤壁用短击长的教训,提醒曹操说:“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曹操对诸将说:”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谓:“在我而不在敌,故可以制胜”◦意谓曹操接受了教训,巳知重视避敌之长而用己之长了。

八月,曹操率大军至潼关,与马超等夹关相对而扎营。曹操明白,夹关相持,马超凭险而拒,很难制服,必须绕开潼关趋其后,才有可能打乱其部署,相机而歼之。于是,曹操决定北渡黄河,再由河东西渡河,然后据河西为营,南向取敌。但自何处渡河,能不能顺利渡河,曹操心中没有把握,“恐不得渡”,于是把时抚河东的大将徐晃召来问策,晃献计说广公盛兵于此,命贼不复别守蒲阪(今山西永济东南),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徐晃之计正合曹操之意,即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蒲阪津。晃等渡河,“作堑栅未成,马超部属梁兴乘夜率兵五千人攻晃,晃等力战击走梁兴,遂据河西为营。

这样,黄河蒲阪一段的两岸全为曹操的军队所控制。随后,闰八月,曹操的主力部队开始自潼关北渡河。据载,曹操北渡河时的经历相当危险。他让兵众先渡,自己与虎士(精兵)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带领步骑万余人进攻,矢如雨下。曹操临危不乱,史载,“公将过河,前队适过,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人船。”船工中流矢死,许褚左手举马鞍以蔽操,右手划船,校尉丁裴,放牛马以馆敌,敌乱,纷纷取牛马。曹操在诸将掩护下,总算离开了河岸。“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如雨下。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此时,曹操自己也有点后怕,大笑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曹操北渡黄河后,遂又自蒲阪横渡到黄河的西边,并循河为甬道,向南进发。当曹操的先遣部队到达蒲阪的时候,马超已经知道曹军将渡河,因对韩遂说,“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韩遂没有接受马超的意见,认为“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当时曹操听到这个消息不仅感叹道:”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从而更加坚定了必取马超的决心。曹操循河向南,马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超等攻营,均被伏兵击退;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曹操誓在必取,当然不许。#p#分页标题#e#

九月,曹操大军全部渡过渭水。据载,曹操的军队每渡一部分,“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谋士娄圭给操出了个主意:“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军尽得渡渭”。至此,马超等陷人一片混乱,已无章法可言,时而率兵挑战,曹操不予理睬;时而又固请割地,并愿送子为质。俗谓“困兽犹斗”,曹操与他的谋士们深知此点,贾诩因劝曹操“伪许”马超的请和要求。操问下一步怎么办?贾诩说:“离之而已。”最善于用“离间”之策的曹操一点即通。随后,很快便酝酿出了精彩的离间之计。

在两军对峙、伪许请和、双方暂不战斗的形势下,曹操很快捕捉到离间韩、马的机会。首先,他利用韩遂请见的机会,作出了第一篇疑敌文章。史载,“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可以看出,曹操在这次约见中有意突出以下四点,一是‘‘交马”(意指马头相接)相语,同韩遂靠得很近,显得谈话很热乎;二是有意拖长时间,相语“移时”。“时”指一个时辰,所谓“移时”,就是超过了一个时辰(两小时);三是谈话内容,只谈京都旧故,不及军事。

曹操利用了老相识的条件,有意避开军事;四是谈到髙兴处,“拊手欢笑”,有意制造融洽气氛。韩、马本有嫌隙,目前仅仅是暂时利益的结合,曹、韩如此融洽的长时间谈话,极易产生疑敌作用。因而及至韩遂回营,马超等自然要问曹操说了什么话?而韩遂认为同曹操的谈话既属京都旧故、人情旧谊,实在是没有必要说给马超听,因而说曹操“无所言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且谈笑风生,有目共睹,怎么能说没说什么话呢?马超等当然要生疑。

第二,耀兵慑敌,唯对韩遂等人友善。曹操与韩遂第一次交马相语后第三天,又约韩遂、马超二人单马会话,作了进一步的震敌和疑敌。这一次相见,曹操作了三方面的考虑与安排,一是故意表现出对于马超的极大不信任,态度完全不同于对韩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可见曹操及其将领对于这次会语都很重视。

因为他们甚知马超非韩遂所比,不能掉以轻心,既要对其施用两手,又要预作防范;并且要让马超明白,对他是不放心的,与韩遂可以“交马”相语,但与你马超相见则必须做好防止突袭的准备,因而“为木行马以为防遏”。“木行马”就是用木头搭成狀形的架子。将“木行马”隔在中间。这样,便在两马间构成了临时屏障。除此,曹操还让大将许褚立马横刀近身护卫,以防不测。看来,曹操担心并非多余,马超确有伺机突袭之意。

《三国志•马超传》和《许褚传》都有记载。《许褚传》记载尤为生动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与此同时,对韩遂及其属下谈话却是另一种气氛。据载,韩遂属将阎行立马韩遂身后,曹操对阎行说不要忘记做孝子啊。”这话是很平和地说给阎行听的,但实际是说给马超听的。

绵里藏针,具有很大威慑力,因为当时阎行的父亲和马超的父亲都宿卫在是充分塑造并展示自己的智勇风度。据说,曹操从容阵前,韩、马的属将们均在马上拱手致礼,秦(关中)兵、胡卒“前后重沓”,争相观看大名鼎鼎的曹操的风采,曹操潇洒地对大家说你们想看我曹某吗?我也是一个人啊,并不是有四只眼两个嘴巴,只是多智谋罢了。”三是乘机显示兵威。

在曹操宣言自己“多智”的时候,韩、马的将士们得到提醒,前后一看,只见曹操早巳“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不禁为之寒战。曹操复约韩遂、马超应该谈及军事,但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这大概是因为把当时的气氛记下来比军事问题更重要,更能体现双方军事态势和诸将心理,从而展示军事发展的必然趋势。易言之,曹操复约遂、超会语,达到了预期目的,长了自己的威风,灭了敌人的志气,既使敌人震惧,又使敌人内疑加重。

第三,窜书疑敌。史载,“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①阅古名将用兵,只有曹操能够使用此种手段。在曹操看来,战场上勿需讲什么信用,要的是兵不厌诈。曹操与韩遂书的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实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操谋事之髙明:首先是一个前提他巳料到,这就是此信马超必定要看;其次,信的内容必须闪烁其辞,如不改动,可能有另外不同的含义,疑点明显;再次就是造假逼真,让人看成是另人有意篡改的。正是这样,马超才会更加怀疑韩遂。

三、“兵之变化非一道”

曹操的离间疑敌之计,频频得手,韩、马联军内部互相猜忌,军心不稳。曹操抓住时机,在敌人内部尚未清醒的时候,马上通知对方,约定日期会战。韩、马以及关中诸将,众虽多,但心不齐;韩、马既不相得,在实际上已无一个权威的统一指挥者,诸部联军无异于乌合。因此,关西联军虽众,但士气不高,可谓未战而气先夺。

会战之日,曹操先以轻兵挑战,示弱于敌;交战一段时间后,敌军以为曹军不过如此,斗志稍懈,曹操“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冬十月,曹操“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

关中平,曹操于十二月间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张既是个不错的官,“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很拥护他。

曹操平定关中后,对诸将谈了这次用兵致胜的原因。

第一,盛兵潼关,意在麻痹敌人,待机人河东而西渡河。据载,有的将领不解地问曹操说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曹操从策略的高度固答说广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指徐晃、朱灵)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可见,曹操兵临潼关,夹关与敌相对,摆出决战的样子,完全是虚假的,是为了把敌人吸引在潼关,以利别部自河东西渡河,占领战略要地。#p#分页标题#e#

第二,示弱骄敌,乘敌不备而击之。曹操对渡河以后的用兵,有三点特别满意,一是“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二是渡渭之后,积沙为城,筑垒避战。他说,“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三是伪许请和。曹操利用天气骤寒之机,运水起沙,渡兵作城,在地理形势上,反占优势。马超等欲战不得,知不可胜,而自己又没有构筑工事,甚恐随时被袭,因而提出割地求和。曹操先是不许,继而伪许之。为什么要伪许呢?曹操说,“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伪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三国志•武帝纪》)是这样,马超、韩遂等认为没事了,可以割地求和了,所以不再加强防备;而曹操则乘时集积兵力,一战便把韩、马等联军彻底打垮。

第三,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还有敌方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军无适主,法制不一。联军本以韩遂为督,但韩遂并不能把全军统帅起来,特别是曹操使用离间计后,韩遂已完全失去统帅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曹操始见关中诸将每一部到,不增忧,反而辄有喜色。诸将不解,因问其故,曹操一语道破敌方的致命弱点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同上)。

曹操自己谈其平定关陇能够取胜的原因时,未及“离间”之计。离间成功,亦应是曹操取胜原因之一。

建安十七年正月,曹操回到邺城。曹操为什么在马超、韩遂西走而尚未完全平定的情况下急于回邺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必须兼顾朝内权力的巩固,不宜长时间在外。从一定意义上说,巩固、发展权力,比用兵征伐不服更为重要。曹操回到邺城后,汉献帝顿感新的压力,不得不下一道诏书,允许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同时又按照曹操的意图,增大了他的封地,“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赓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二是后方不稳,河间民田银、苏伯反,煽动幽、冀,危及老巢。田银、苏伯等乘曹操西征之机起事,曹丕以将军贾信率兵讨灭。曹操回到邺时,事已平。据载,请降者千余人,议者皆认为,曹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唯程昱认为,旧法“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宜先启闻。”曹丕接受了程昱的意见,报告了曹操,“操果不诛”。曹操对程昱之谋很是欣赏,称赞说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由此可见,第一,曹操行令绝非拘泥,有时虽然过酷,但不时也注意权时而定;第二,他非常重视自己辖区的稳定。河间郡属冀州,河间安定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曹操的声望。因此,他不愿扩大事态。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按照惯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而国渊上报斩首人数,皆如其实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国渊对操说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对国渊的做法很赞赏,听了国渊的分析,不禁“大悦。

三是马超、韩遂西走,暂时不能构成大的威胁,无须大军进剿,留下主力一部足可抗御,甚至剿除。正因为曹操此时不把马超、韩遂视为威胁,所以回邺后,五月便将马超的父亲、卫尉马腾,弟奉车都尉马休,弟骑都尉马铁杀了,夷腾三族;并杀韩遂质子。如操所料,用兵一部即可击敌。七月,使夏侯渊助左冯翊郑浑击马超佘部梁兴于蓝田,马超龟缩凉州。

四是谋划再次用兵孙权。赤壁战后,曹操视孙权为主要劲敌,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服务于自襄樊而东征孙权,解除后顾之忧,避免腹背受敌和两面作战。关中既平,征讨孙权便提到日程上来。


下一节:曹操关注西北军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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