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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为何仇视知识分子

时间:2017-05-27编辑:历史狂流

读太平军资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这既归根于首要领导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军兴亡的历史逻辑。

兴兵初期少有文人跟从洪秀全和冯云山,虽然在家乡广东竭力宣传,但在比较开放、比较有文化的广东,他那些只能蒙骗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话”,不会有什么市场。更何况,洪秀全此时为人怪诞、名声很差,不可能贏得多少同乡的信从。因为无法立足,最后洪秀全只好转到广西深山。由于冯云山多年锲而不舍、艰苦细致的努力,才吸收了一批信徒,结果,“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公开造反初期,读书人参与的,除共同策划“立国”的冯云山、石达开外,还有其他很少的几个人:卢贤拔、曾钊扬、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再兴等。他们有的是主动参加,有的是因亲戚牵连而参加,有的是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读书人一则有传统文化的正负面影响,二则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保留地信从荒诞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讳的。他不但要成为政冶、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从宗教和功劳而言,明明应当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冯云山,被压到第四号,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见是决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现实需要而提杨秀清于冯云山之上,也不应再让萧朝贵也居于冯云山之上。作为参与策划“立国”的石达开,如果讲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结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显地贬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识,当然会得到杨秀清等无文化之人的赞同。于是成了太平军的用人原则。这样一来杨秀清当然也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他要所有部下绝对服从,盲目服从,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他提高权势和实行种种暗箱操作。于是,最初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不几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杀掉。下面分别说说。

军中文人难有善终

卢贤拔。造反之初,人们称之为卢先生。他与杨秀清是亲戚,又为洪秀全写过不少东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请施行。到南京不久,调到东王府任职,提升很快。在调东王府之前,曾请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烧四书五经。进东王府后,又用老办法,说是“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这时,他已被封为镇国侯,第九号人物。

就在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之后不久,因与妻子同宿,犯了“天条”当斩。由于杨秀清力保,“革职戴罪立功”。“天父下凡”说古书不可尽毁,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让“妖言”流传,就成立删书衙并且亲自抓,并让卢到删书衙删改五经,并且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因此,卢没有卷入后来的太平军最高层内讧,也就没有被作为杨党而消灭。随后.他还是尽快出城逃离南京,不知去向。当然是鉴于内讧的残酷,自身全无安全感,同时也是对太平军的绝望。

曾钊扬。乡村私塾教师,随其叔父曾水源参加造反。参与太平军早期檄文的写作,后来改为记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副丞相。在东王府理事。他对杨秀清的心腹侯谦芳很看不惯,所以删书衙成立后,主动要求从东王府调去这个无实权单位。

曾钊扬对诸王的品性比较了解,也有清醒的看法。在韦昌辉被杨秀清打了数百大板却十分恭顺逢迎的表演结束后,他明确向熟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非议的是韦昌辉,却犯了杨秀清的忌。杨秀清极忌有人道破最高层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诸王中貌服心不满的底蕴,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义,给他一个“不杀为奴”的惩处。三个月后,又杀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东王府了,逃过一劫。

他对石达开较尊敬,两人关系较好。洪杨内讧、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劝说石达开回南京。得到洪准许后,根本没有去找石达开,而是借机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杨秀清迫害之人,洪杨内讧后不存在个人安全问题,出走全然是对洪秀全和太平军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与前两人同为太平军中主要笔杆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应北闱乡试时,写了文章到处送给两广籍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满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没有中举人,就更加愤懑。太平军造反时,一家二十几口都参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战争中。他起初为洪秀全写诏旨,后来专门记录洪起居。太平军攻下南京时,他知道洪、杨的真实心思,带头写《建天京于金陵论》,很是风光。洪杨内讧之后,对太平军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帮助陈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师,写文章小有名气。金田起义之初,一直在洪秀全、杨秀清身边,代拟诏书,批答奏章。进南京后,一直在东王府理事,一年里几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东府里的女官“极为仓促”,也就是行动或神态很紧张很不正常;又听到女官说“东王若升天,你们为官的都难了”。这是可能了解到杨秀清“金体违和”——生病的底蕴。杨就假托“天父下凡”,将他杀掉,尽管他并没有扩散。曾水源这么一个笔杆子,就这样飞来横祸,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门用眼看”!尤其骇人听闻的,连他儿子曾启彬也一起被杀了。要是他侄儿曾钊扬仍在东王府理事,就会多一个枉死鬼。

除上面几人外,赖汉英、黄玉昆、黄再兴等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也同样非死即逃,无一善终。

屡试不中造成洪心理变态

洪秀全对待有文化者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他自己和太平军的方针和行为,明显地将有文化者置于对立乃至你死我活的位置。所以,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参加。太平军即将或者刚刚占领某地之时,读书人便设法逃走。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然而,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30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后来,为庆祝诸王生日,也再举办过几次文、武会试,湖北、安徽、福建、苏福(江苏)、浙江还举办过乡试。武科中试者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则更不当一回事,诱骗或胁迫一些人去热闹一阵,也就作罢。

洪秀全对有文化者的态度,是他性格、经历和地位造成的。一个极端自负、十分狂妄的人,从〖4岁到30岁,先后4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在冯云山促进下决心造反。这样的老童生,这样的造反者,对科举、对读书人的心理反弹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传,“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又嗤之以鼻,对他更是火上浇油。从这个事实,他更深切体会到,不读书不识字的贫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广泛的资源。

一些共同策划“立国”或较早参加拜上帝会的读书人,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总是要表达或流露出来,教规教条虽多且严也难以禁绝,妨碍他成为思想文化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或多或少地将这些人视为异己。冯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达开之不能封义王,卢贤拔等人要安排到删书衙用其一技之长,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是读过书的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奴才或没有思想的工具。

少数有文化的人参加了太平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他们喝下自身参与酿成的苦酒。这不但是他们少数人的悲剧,更是恶质文化毁灭太平军占领区原有文化的历史灾难。随着诸子百家之被禁绝,极少数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广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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