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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经费怎么来的

时间:2018-11-08编辑:梓岚

1907年初,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陷入空前困难。起义屡屡失败,经费捉襟见肘。在此危急时刻,潜伏北京的间谍忽然送来1万元巨款,同盟会暂解燃眉之急。

然而,这笔革命经费的来源却令人大跌眼镜。

捐助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满清铁帽子王、肃亲王善耆(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之父),还有满洲亲贵、陆军大臣铁良。

这二位都是宗社党铁杆,清朝灭亡后,多次组织复辟活动。他们居然出钱资助“反贼”孙文,实在不可理喻。

当然,大清亲王给同盟会捐款,也是有条件的——希望孙中山只搞“政治革命”,不要排满。

大厦将倾之际,统治集团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做法,不算罕见。就连刺杀摄政王载沣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也在善耆等人宽待下免于一死,没能当上烈士——结果后来反倒成了汉奸。

不过,从组建兴中会到辛亥革命,孙中山从事革命近二十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策划十余次起义,不可能全靠清朝王爷赞助。那么,他的革命经费究竟从何处来呢?

兄弟同心,富商慷慨解囊

革命领袖的家人,往往都要做些牺牲,孙中山也不例外。孙家家境起初并不富裕,靠长兄孙眉垦荒和经营牧场,家计改善,孙中山才得以接受近代教育。

孙中山革命道路上最早的资助者之一,就是他的大哥。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孙眉就提供了许多资金。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意气风发,准备到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结果搞了几个月宣传,响应者寥寥。

孙眉为帮助弟弟,低价出售自己农场的部分牲畜,加上其他会员捐助,总算凑到了6千多美元。这笔钱,就是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启动资金”。

其后,孙文的起义行动屡屡失败,多次由哥哥买单。到1904年濒临破产前,孙眉先后为弟弟的革命事业捐献了75万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907年镇南关起义前,革命党人募兵,标准为每人每月饷银20元。来自兄长的资金足够孙中山募集数万大军。看来,中华民国的诞生不仅依靠伟大的“国父”,还得益于一位有钱的“伯父”。

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倾家荡产的不止一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出身浙江富商之家,他和孙中山的小故事广为流传。

据说,二人相识于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张静江对孙中山一见心折,慨然表示,孙如缺乏革命经费,发来字母“A”,即提供一万元,“B”为两万元,以此类推。

后来孙中山困顿时发了个“C”给张,果然收到三万元。张静江为赞助革命,甚至卖掉了自家的工厂。

还有香港富商李纪堂,旗下产业“益隆银号”,家资巨万,加入兴中会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驻港财政主任,革命党在广东的活动,从此多仰仗这位财神爷供给。李纪堂前后为反清活动花费数十万元,最后家道中落,光荣破产。

投资理财,首选“革命债券”

除了依靠家人和富商赞助,革命党还有不少筹集资金的奇招。他们灵活运用了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发行公债。

早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章程就规定,其成员可购买价值10银元的股票。报酬优厚——待民国建立后偿还100元。

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印刷了面额1元的公债券,郑重承诺建国成功后每券返本利10元。这个债券看起来是暴利,前提是孙大总统真能按期还钱。

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又抓住机会发售一批债券,这次售价为250元,革命成功后还本付息合计1000元。利率似乎低了,但同时给出明确期限,约定起事五年内还请。

孙中山对债券发售寄予厚望,希望能借此集资两百万元。不过事与愿违,尽管债券一直卖到印度,也只销售了135号,销量低迷。

虽然如此,发行债券仍不失为革命党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

1911年初,为了给黄花岗起义筹资,孙中山亲自出马,在旧金山印制了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这回他许诺,将来债券会成为共和国法定货币。

欧美华侨风气开明,踊跃赞助。温哥华致公堂带头买了1万港币。不少工人捐出整月的工资,还有的致公堂抵押会所筹款。加拿大华侨总共捐款超过7万港币。不过,驱动华侨出资的,恐怕不是什么精明的理财算计,而是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之心。

国际“支援”,功过留待后评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海外华侨长期扮演奶妈角色。除兜售债券外,革命党人直接募捐筹款的行动就更多了。

同盟会在南洋、美洲等地扩展分支后,均设立筹饷局,开展募捐活动。华侨工人、农民和小商贩虽然不比张静江那样阔绰,但为了革命事业,不吝捐出多年积蓄。

越南华侨黄启祥,是一家豆芽菜店店主,他在当地头一个参加同盟会,捐助1千元用于开办书报社,后更为支持镇南关起义,捐献一生积蓄数千元。

孙中山大为感动,把他写进了自传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要求美洲同志协助办理善后,芝加哥同盟会当天即筹款3千元,电汇香港以备急需。根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爆发前,策划费用共计10.58万港币,其中10.08万由南洋华侨筹集。

相比之下,革命党人自家缴纳的会费数量较少,聊胜于无。

兴中会刚组建时,年费为1元,而有据可查的早期会员仅一百多人。到1906年,同盟会入会费、年捐均为1日元。如果没有富裕会员和爱国华侨大力赞助,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恐怕不能走太远。

除此以外,孙中山还有另一条国际资金渠道——日本人。

孙中山长期在日本活动,同盟会就成立于东京。清政府对革命党在日本的活跃大感恼火,强烈要求日本将他们驱逐出境。于是,日本政府主动馈赠孙中山“离境费”7千日元。

上个世纪初,日元购买力很强。1920年代末郭沫若流亡日本,靠每月1百日元的生活费,养活了一家七口。

实际上,日本政府搞了一回慷慨的政治投资。日本富商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了1万日元。接受重金示好后,孙中山同意离开日本。

百万巨款,难买革命成功

对于资金的重要性,孙中山本人也有清醒认识。他在黄花岗起义前夕动员讲话时说:“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

然而,尽管筹款力度颇强,到位金额不少,黄花岗起义仍以失败告终。起义用资约21万港元,善后又花费2万港元。众多爱国华侨捐出的积蓄,一天之内耗费殆尽。

等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革命党至少筹集了247万港币,仍不足以应付临时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最后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摘取,孙中山等人提着脑袋闹革命,结果却给满清官僚做了嫁衣。

归根到底,辛亥革命党先天不足,还不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纲领,真正动员底层中国民众。既然不能启发群众政治觉悟,就只能对满清上层搞暗杀,对基层用收买。

例如,同盟会曾依托法属越南,在云南、广西边境发动多次起义。当地清军极其腐败,军官贪污军饷,士兵为了谋生,甚至要给法国人打工修路。

面对这样深刻的矛盾,孙中山等不做士兵思想工作,而是简单粗暴地花钱策反,宣扬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既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又买不到真正的战斗力。

结果,同盟会起义经常是少量革命派骨干加上大多数“雇佣兵”。只要粮饷接济不上,战况就会失控。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期间,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亲率义军进攻蒙自,结果行军不到一里地,手下大兵向天开一排枪,齐声喊苦叫累,黄兴再三抚慰也没用,无可奈何只好折回,痛失战机。

另一方面,同盟会领导人总寄希望于一击占领中心城市,打倒清政府,很少认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于是,在武器、弹药、粮饷方面,他们只能依赖国外支援。购买枪械弹药需耗费大量资金,而且境外供应很不稳定,一旦中断,战局就会发生逆转。好几次起义,都因缺乏军火和后勤,导致队伍瓦解。

如1907年,孙中山募集到一万日元,购得新式步枪两千支、子弹120万发,原计划运往广东支援起义军,在转运过程中不幸被日本警察没收,损失惨重。

缺乏稳固后方,和基层士兵糟糕的政治觉悟互为表里,成为孙中山革命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曾多次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他反复说失败“原因皆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倘若一个政党、一支武装缺乏明确的纲领、现实的策略,无论给它多少投资,最终免不了化为乌有。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

清政府没有镇压辛亥革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