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尔盖：红军走出草地后的落脚与扎根

据媒体报道，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有关部门对流落红军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搜寻统计，但始终没有得出准确数字。这些留在当地的伤病兵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追杀。

时年17岁的马明春亲历了另一场屠杀。在临时搭建起的医院里，国民党士兵冲了进来……慌乱中，保卫班的马明春和另一名小战士被人塞进土墙的夹缝里，幸免于难。二人趁着夜色逃进深山，在山洞里蜷缩了整整三天。第四天，一名藏族青年把他们带回了寨子。然而，伤势过重的小战士没几天便不治而亡。

“1953年建县之后统计流落红军，一开始他不承认，因为愧疚。”若尔盖县史志办主任徐绍勇说。马明春隶属保卫班，但除他之外，三百多名伤病员没有第二个幸存者。

追杀之下，大道不敢走，只有深山老林里的藏寨可以收留这些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掉队战士。有些只有女孩、缺乏劳力的藏族人家，从他们中间招来了上门女婿；有些寺院或孤寡老人，将未成年的小战士收养下来。

“在这种自然条件很艰苦、汉藏语言又不通的情况下，那些有手艺的人更容易活下来。”徐绍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肯嫁给这些人的女子家里都很穷。

“等伤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当年的那句承诺，在闭塞的草原和山林间，一些流落红军仍在守候。

1954年，罗永佑放牧时见到一个人身穿汉装——那是一名被派往草地的进藏干部。罗用结结巴巴的汉语与其交谈。就这样，罗永佑站了出来，成为若尔盖第一个公开亮明身份的流落红军，此后，他一直担任多玛曲（现班佑乡）供销社主任，直至1977年去世。

“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长征的经历和思想的烙印，让融入藏区的流落红军依旧朴素、清廉。

1956年，彭德怀给包座行署来函，证实了罗永佑是自己的外甥。十余年后，罗曾回到江西原籍探亲，也有机会到北京度过人生的后半程。但在寄给舅舅的回信里，罗永佑拒绝了：“我习惯了草地的生活，也已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再说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在多玛曲供销社主任任上，罗永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一直维持着清贫的生活。在徐绍勇的印象里，罗的三个儿女，两个生活在牧区，一个嫁到农区。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老一辈人根本不会想到去找政策，也不是说跟哪个领导是亲戚就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徐绍勇说，即使身份特殊如罗永佑，也从没因为与彭德怀的关系得到特殊关照。

根据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凡1937年7月6日前参加红军的失散人员，每人每月可以得到20元至30元补助，最低不少于15元。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份补助已经涨到了每人每年18840元。但早在2009年，若尔盖境内的最后一名流落红军便已过世。

改变需要时间。当年这些“外人”的到来，为草原和山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1957年，求吉在全县17个乡镇中建起第一所汉语小学，收了十多个藏族学生。直到今天，巴西、求吉的孩子读书好在若尔盖全县闻名。

求吉乡下黄寨的老村支书共产是流落红军的后代。早年间，他的父亲在不吃青菜的藏寨里种菜成功。开了先例的下黄寨，带动附近的乡村进行蔬菜种植，如今，这里出产的圆白菜、花菜、萝卜、莴笋等以高价出现在成都的超市、菜场里，是有名的反季节绿色蔬菜。

在徐绍勇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若尔盖班佑乡附近曾经柳林茂密。而今，有着“红色草原第一村”之称的班佑村里，有那么一片树林。村里的医生尕让说，那里有一棵粗壮的柳树如同一把天然交椅，那是八十多年前“毛主席坐过的地方”。

由于流落红军居住分散，巴西地区的整座山坳里，埋藏着无数关于长征的记忆：藏族母女教战士们炒青稞；外来的小木匠在藏汉之间充当通司（翻译）；一名当地妇女新修葺的房屋内住进了红军大官，形容消瘦，她的腿伤也被随军医生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