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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的原因是什么?

时间:2017-12-07编辑:历史狂流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在农村“落户”,永远刘留在了农村。而当初这场返城“飓风”则是由在云南的知青率先吹起的。

至于由云南农场知青引发的这场“回城风”的波及程度究竟如何,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即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河北、山西、甘肃、宁夏、贵州、湖北、广东、西藏除外)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2月形成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

其特点之一是来势猛,波及面广。不仅许多的农场知青闹回城,在插队的已婚知青、已在当地城镇安排就业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又复员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以及各类下放人员子女,也都引起连锁反应。

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地方出现了相似的越轨行为。一般是四处串联,成立各种形式的请愿组织,先是发传单、出小报、贴标语、集体上访、请愿游行,而后发展为任意罢工、绝食,甚至发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砸毁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定。

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几个国有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从2月4曰开始成群结队集会游行,筹集资金,要求回上海。不久,波及阿克苏垦区的16个团场和城区工交建企业单位。一些上海支边青年组织赴京上访团,签写万名摺,围攻殴打干部,拦截车辆,多次罢工停产。

这场回城风波,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是,由于知青离场过猛过急,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如黑龙江兵团在几个月中有15万名知青集中办理回城,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建三江农管局所属农场职工中,知青占8%,一下子返城3/4,出现“机车没人开、账目没人算、学生没人教,病号没人管”的现象。刮这场风,遭受损失最严重的要数云南垦区了。

到1979年末,上海到云南各农场的4.76万人,剩下3000人;四川去的4.1万人,对于这场风波引发的后果,云南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在1979年1月23日给王震发出的电报中也作了一番反省: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一两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

当时的许多传媒对这次大闹返城也进行了狠狠地批评,有的指责是无理取闹;有的指责是失去革命斗志的表现;也有的表示体谅。

5月12日刊载在《阿克苏报》上的《五月遐想》,是一首以朋友口气教训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

不管怎样,返城风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最终以下乡知青大举返城而落下帷幕。

过程虽过于偏激,造成的后果也不堪目睹,但知青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其原因很多,我们也无法对其进行深研细究,在《中国知青悲欢录》一书中张力甫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文中的最终结论如下:

知青返城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中国要办大事都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大象屁股推不动”。

可是知青汇成这个涉及全国各地各县各农场各公社的大问题,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大概有这么一些原因:

首先是知青自己的据理抗争,尤其是云南农场和黑龙江农场,在这里的知青,既集中又有天然组织,能掀起较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其次是社会各界的支持。知青的命运同全国城乡休戚相关,城里人有子弟在农村,农民则有知青在自己的村里,社会普遍同情知青。

再次,当时邓小平等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同情和理解知青的处境,并将此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以稳定民心,驱动改革之轮。

最后有一个机遇问题。就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首先要有边疆的安定团结,像这样的知识青年闹事,当然会给边疆添乱,不如早早请出为妙。

不过这些都是咱们的猜测罢了。不管怎样,8万知青终于能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