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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结局怎样?其美貌背后的政治阴谋是什么?

时间:2017-10-17编辑:历史狂流

伍子胥的被逼自杀,是吴国转向彻底败落的标志,并为勾践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看来,勾践的“银弹”政策,才是吴国消亡的主要原因。

而在“银弹说”之外,“肉弹说”声音似乎更为嘹亮,它促使我们对情欲政治学的历史价值做出必要的判断。“粉色肉弹”西施和郑旦的伟大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离间吴王与伍子胥的关系,化解夫差对越国的警惕,并以性爱消磨他的体力与战争意志。

《吴越春秋》称,文种当年向越王进献破吴七术,第四条就是派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西施和郑旦进入吴国的宫殿,“性贿赂”就开始逐步产生功效,触发了吴国走向衰败的先机。这是中国情欲政治学的一个古代范例,它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性已经成为政治阴谋的重要环节。

但奇怪的是,勾践没有命令他的女间谍使用毒药之类的谋杀手段。这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疑点;直到夫差生命的最后一刻,西施都没有向他下手。她看起来像是个纯洁无邪的间谍,手中没有沾染敌人的鲜血,同时又极其出色地完成使命,帮助勾践把夫差送进了地狱。

吴国被灭绝之后,西施重新回到范蠡身边,两人一起泛舟五湖而去。这个以喜剧告终的传说,比较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愿,因此成为绵延最广的传说,漂浮在优美的历史风景之中。

西施的真切下落,应当与范蠡有密切关系。反观他的踪迹,倒是相当清晰,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赴患难,却无法共享安乐,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开垦耕地,艰苦创业,父子俩置下大宗产业,没有多少时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

接着,他又拒绝齐国人的髙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在一个叫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 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但司马迁的叙述,只字未提包括西施在内的任何女人。人们只能假定西施就隐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空气和呼吸。

关于第一美女西施的下落,随着疑古风气的蔓延,“西施被杀说” 近年来变得甚嚣尘上。一些学者援引《吴越春秋》的记载“吴亡后, 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来证明西施的悲剧下场。这里的“鸱夷”,指的是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整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投入江里,让她随着装她的皮囊一起漂浮着消失。西施在吴亡后被自己的祖国所杀,乃是民间史学家的基本判断。

西施被杀害的情形,与伍子胥之死有着惊人的相似。《吴越春秋• 夫差内传》记载说,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之后,又“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所以民间给伍子胥起了一个“鸱夷子”的别名,借此暗示他的悲剧性归宿。

我们不知道范蠡此时所持的立场。我们只能假定他满腹隐衷而无法言说,无力为西施公开抗辩,更不敢动用权力展开营救,只好眼睁睁看着越国女英雄、自己的秘密情人惨遭杀害。有人认为范蠡之所以自号“鸱夷子皮”,乃是为了纪念壮烈蒙难的西施,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断,而“子皮”很可能就是西施的真正本名,“皮囊里的子皮”这个名字,隐含着范蠡的无限伤痛和恨憾。在逃出勾践的势力范 围之后,他才有了公开悼念西施的凜然勇气。

《越绝书》第十二卷记载,早在范蠡进献西施和郑旦的时刻,伍子胥就向吴王发出严厉警告,说万万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这两个女人就是危及社稷的妖女,与妺喜、妲己和褒姒一脉相承,必定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而好色的夫差对此置若罔闻。

许多年后,越王反攻获胜,在余杭山逮捕了吴王及其部属,不无讽刺地当面数落夫差的三大过失,说他不该放越国一条生路,更不该杀害伍子胥,并听信“谗谀之徒”的鬼话,说完便赐宝剑给夫差,逼迫其在10天后刎颈自裁。

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憎恨一切“谗谀之徒”,勾践下令杀掉了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伯嚭。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勾践秉承伍子胥的观点,认为西施是亡国妖姬,所以尽管她功勋卓著,仍须坚决执行死刑,彻底终结其生命,以免越国步吴国的后尘。

这无疑是杀害西施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勾践之所以大开杀戒,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那就是他可能已经得到范蠡与西施私通的情报,并且为此妒恨交集。西施之死是勾践向其旧部的一次血腥挑衅:虽然你已经逃走,但我可以轻易地杀掉你的女人!

与西施同时代的墨子,为此在《墨子•亲士》一文里发出了深切的感慨:“西施之沉,其美也。”意思是说,西施之所以被淹死(沉水),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啊。墨子言犹未尽,在“美”的感叹背后隐藏着某种深长的意味。是的,这个为国捐躯的美人,第一次捐出了美艳的情色,第二次捐出了美艳的生命。她是男权专制主义的最美丽的祭品。

作为一位罕见的情色烈士,西施生前是国家的工具和玩物,而后又被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处死,但死亡消解了一切道德难题。她在死后成了众口皆碑的美人。她的容貌掩盖了幕后的政治阴谋。

在关于西施的叙事中,既没有关于她的悲剧,也没有关于她的喜剧。她的生命被世人抽空,成了一个纯粹的符码,高悬于中国大众美学的潮流之上,仿佛是一面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