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为什么地位低

　　从读书人地位的高，与商人地位的低，实际上我们就能看出古代社会伦理的取舍，以及一些现实的考虑。

　　早在先秦时期的商鞅著作《商君书·农战》中就描述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这句话指出了“自然经济”时代，古人已经意识到农业乃国家之根本，但并不是说古人没有意识到发展商业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商人的社会地位低是因为商人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没有受到推崇，但这并不代表商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古人之所以会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出于对社会稳定伦理的考虑

　　晁错在《论贵粟疏》就指出说“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实际上刻画的正是商人“多奸诈，好机术”的性格特点，古人认为如若不对商人加以限制，会使其扰乱社会秩序和道德；

　　譬如商鞅在《商君书·垦草》中叙述道“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

　　可见，由于商人“重利轻义”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当然宁愿放弃商业经济而换取长治久安的统治，所以形成“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统治意识。

　　为了进一步阐释“不尊农”的后果，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继续阐述说“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从这段资料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梳理出它的内在逻辑，即说客、商贾、手工制造者这些都不是“人类所必须的生存资料”的生产者，但是却可以通过技巧性的手段迅速获得生存资料，由此就会造成人心浮动，人人不思务农之本，进而导致国家的混乱和弱小。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苏秦，他是一个说客，凭借出色的辩论能力说服六国达成合纵之约，从而身兼六国宰相，可谓达到了人臣之极，这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重农仰商”实际上又有它的现实考虑，从另一方面来说又限制其它方面的发展，譬如商业、科技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特殊的社会伦理观点也让商人的地位相对偏低，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年代，投机的商人自然不会取得较高的社会名声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