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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其实很难

时间:2020-01-18 09:32:20编辑:鹤行长川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经影响深远,它从隋唐时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种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选拨官吏的制度,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拨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最终被更加现代的学校替代。

不过,说到“科举”,经常会有个词一并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实中国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开始的。

早在元朝时,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连诗赋一起考,会让士子们弃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这又造成文体“卑弱”,士子风气愈发萎靡,同时也认为科举取士过于“浮华过实”,所以,元朝的政府,对于科举并不是特别认可,屡兴屡废。

明朝建立后,初期因为急用人才,荐举一度很兴盛,但是随着政治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极为重视科举考试,荐举“恐开私悻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便衰落,科举正式成为帝国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士子应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因而从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到试卷文体都成为定式。

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时代,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及第从政后,便可以此为基础,彻底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而统治阶层则不会担心知识分子反对孔孟之道,同时也压制了异端学说,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维护了皇权。

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同时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标准,除了强化思想上的统一,防范“政无所统”、“人言各殊”,还有考试制度方面的考虑。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时间精力有限,面对漫无边际的典籍,几乎无法备考。

从汉代开始,儒学经典便开始作为学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等编著《四书大全》、《五经大义》颁布天下,作为各级官学及科举的法定教科书,排斥各家之学,只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士子们应试,按照《明会要·选举》记载,“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凡不合者,无缘中式”。

当时人即指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锐的将这种做法比作“秦始皇焚书”之举,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这些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明代的“八股取士”学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文化专制政策发挥到了新的阶段。

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统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却是“有所见树”。因为自古考试,没有不作弊的,宋代时有人以试卷内容或者开头结尾中用虚词作暗号,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时,根据前朝防止作弊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采取糊名、誊抄等措施外,要杜绝作弊,还要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

八股文结构题材有特别的限制,它由“破题”,即破释题意,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顺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对破的分别,并且多为对偶句;“承题”,就是承破题的意思,进一步阐明题意,有正承、反承、顺承、逆承之分,但必须要与破题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须要明快关联;“起讲”,也是议论的开始,这里必须要用圣贤的口气,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来句,或用对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须总结全题,简明扼要;“入题”,又称之“入手”,用三五句将上文带入本题;接着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中间都要具体规定,不得擅自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细致规范下,士子们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难。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用相同的虚字,如果违反,试卷作废。这样一来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宁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接受死板的考试,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试。八股文虽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进步,但是也将考试的僵化刻板发挥到了极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随着“八股取士”产生的恶劣后果远远大于其实际效用时,那么这种考试制度越来越不受士人们喜欢,也越来越阻挡着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

南宋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曾经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科举考试产生以来,如何将评卷标准化、客观化,一直是考试制度最难以实现的要求。范冲淹指责当时的考生:“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宋朝《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是士子们往往不守规矩。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也说:“今经义、论、策一道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所以,明朝时,八股文的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字五百;“四书”义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间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否则试卷就作废。如此一来,使得八股文,在评卷过程变得比从前更加客观和标准,也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标准”和“客观”,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了。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良制度,以改变虚弱残破任人宰割的现状,“八股取士”首当其冲。“戊戌变法”时,八股文变先于科举制废除,虽然其后,又被恢复,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无关及第当官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彻底被废除,从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