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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有哪些著名的墙头草?

时间:2018-11-09 14:57:55编辑:文二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在这场革命中登场的有清政府的达官政要,有思想新潮、行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还有称霸一方的乱世枭雄。

不管是铮铮铁骨的革命先烈,还是投机钻营的小人,辛亥革命这段历史都是由他们共同打造的,就像一幕完整的大戏,有的当主角,有的跑龙套;有的饰正角,有的演反派,缺一不可。

在这台大戏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脸谱,游走于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不同阵营之间,而且手法老道、左右逢源。正可谓“离离墙上草,风吹两面倒”。

袁世凯:最著名的“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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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他在戊戌变法中,一面和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维新人士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不仅积极参加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各种活动,还慷慨捐银500两,为变法筹措资金;一面又暗中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眉来眼去,力表忠诚。

当维新派和顽固派的力量天平倾斜到慈禧这边后,袁世凯就立刻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把维新派的图谋和盘托出。他的致命一击,不仅使光绪皇帝被囚禁,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也将谭嗣同等6个维新人士送上了断头台。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故伎重施,游走于革命派和清王朝之间。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恳求虽然赋闲在家但仍然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出山,袁迟迟不动,并向清政府开出了六条要权要位的条件,迫使清政府全盘照收。

出山后他立即暗杀了北方的重要革命党人吴禄贞,还亲自坐镇湖北孝感指挥北洋军主力进攻并占领汉口,纵兵焚烧三天三夜,屠杀了大量的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

袁世凯一面以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到清王朝气数已尽,革命派给清王朝的巨大冲击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表示支持结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支持走向共和。

当时辛亥首义虽然成功,一些省份也宣布独立,但是革命派的力量还很薄弱,内部比较涣散,和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新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这个态势使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大佬,是立得住的政治领袖。

袁世凯两边讨好,两边得利,其结果是在1912年2月12日,演出了一场涕泪滂沱、跪逼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答应清帝逊位的悲喜剧,仅仅过了三天,孙中山也向他让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真可谓一箭双雕,袁世凯把墙头草、两面派的伎俩发挥到了极致。

黎元洪:最记仇的“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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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另一个大人物黎元洪,革命前任暂编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是清朝军队中的一个旧式军官。武昌首义后,他参与镇压起义,亲手杀害了两个新军士兵。

武昌首义成功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重要人物都不在武汉,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当时在前线策划、指挥、参与作战的吴兆麟、熊秉坤、曹亚伯等一干革命党和立宪派人物、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推荐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

起初,黎元洪坚决不与革命党人合作,认为这不是抬举自己,而是害自己,他知道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事。后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各地革命形势高涨,黎元洪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立即见风使舵,坐上了湖北都督的交椅,后来还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然而就是这个被革命党人一手扶上高位的黎元洪,一阔就变脸,搞起秋后算账的把戏。当初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任湖北都督时,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曾经提出反对意见,起义过程中对于黎元洪曾经弃城而逃的行径也十分鄙夷,由此开罪黎元洪。

黎元洪任湖北都督后几次想把张逐出湖北不成,后来假袁世凯之手将张振武骗至北京杀害。


汤氏兄弟:最反复的“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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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众多人物中,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俩是很有名气的。他们的出名源自不断地在不同阵营之间倒来倒去,以至于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结果。

哥哥汤化龙是清政府湖北咨议局局长,食的是清政府的俸禄,却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党人的起义。他协助革命党人说服黎元洪就任湖北都督,使革命有了一个首脑和指挥机构,他还在武昌起义的紧要关头致电弟弟汤芗铭,使其率领海军舰艇起义,给了清王朝沉重的打击。

袁世凯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要求孙中山让出大总统宝座等问题上胁迫革命党人时,汤化龙站在了袁世凯一边;袁世凯搞复辟、梦想当皇帝时,汤化龙又回归到孙中山的讨袁队伍中来;袁世凯死后,汤化龙又依附段祺瑞,站在了革命派的对立面,反反复复,随风摇曳。

汤芗铭1910年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

汤芗铭在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后,立即密谋起义并接管了舰队指挥权,起义舰艇游弋于汉口外江面阻止清军渡江,在作战中击毙清军400余人,有力地声援了武昌革命军。

武汉革命军在海军官兵的援助下,巩固了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因援汉之功,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

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到此时此刻,汤芗铭在辛亥革命中的形象还是光彩照人的。然而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当上大总统后,汤芗铭就全身心地倒进了袁的怀抱。

他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镇压宣布江西独立的李烈钧起义并攻占湖口。接着又奉袁的命令,率领舰队至湖南岳州,威逼湖南都督谭延闿取消独立。

由于汤芗铭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进一步信任,在湖南大开杀戒,被他杀害的革命党人和普通群众达两万多人,一时血流成河,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

两面派对革命危害之惨烈、教训之深刻,由汤芗铭略见一斑。

章太炎、朱瑞、李燮和:最匪夷所思的墙头草

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从改良派的泥淖里走了出来,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1902年在逃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正式结交,受到很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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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排满”民族革命思想,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同年6月在《苏报》上发表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保皇言论逐条进行批驳,并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坐牢三年。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坚定的革命党人,却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宣布退出同盟会,与孙分道扬镳。政见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的所作所为就令人费解了。

他先是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其言论行动大都对革命不利。后来公然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表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建都北京。

他的一系列表现被袁世凯所欣赏,先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发生后,章太炎似乎又清醒过来,公开宣布辞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

可惜好景不长,他在1918年10月退隐后,自办国学讲习所,除了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外,还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直接为一些当时的军阀歌功颂德。章太炎的摇摆不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有代表性。

朱瑞是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秋瑾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辛亥革命起义之夜,率部攻占军械局;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援苏支队司令,率部参加光复南京战役,指挥浙军奋力夺得南京城外制高点,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

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身为浙江都督、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的朱瑞拒不响应。开始表面恪守中立,暗里倾向复辟派,最后倒向袁世凯。民国四年,竟然上书劝袁世凯称帝,彻底从一个革命者堕落为一个封建复辟者。

无独有偶,从反对封建帝制的坚定革命者变为不遗余力恢复封建帝制、被万人唾弃的复辟分子还有李燮和。

1900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辛亥革命中,为了沪宁光复,前后曾五任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在江南的胜利建立了殊勋。

李燮和是上海起义“临时总司令”。在上海起义前,李燮和就通过同乡关系策反清军军警,掌握了上海、吴淞一带大部分清军武装。1911年11月3日,李燮和与同盟会的陈其美在上海闸北和市区同时领导了起义,李燮和负责光复闸北和吴淞,陈其美负责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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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陈其美进攻江南制造局失利,被局内清军所俘。李燮和闻讯后,连夜率闸北起义军警前来助攻,战至拂晓,打垮了固守的清军,救出陈其美。由于这一战功,上海起义诸军公推李为临时总司令,指挥军事,司令部设于制造局内。

但上海光复第三天,就发生沪军都督职位之争。在推举上海革命领导机关的海防厅会议上,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大闹会场,乘机夺取了沪军都督宝座,并兼任司令部部长。李燮和仅被委任为“参谋”,原有的“临时总司令”一职也化为乌有。

奉李燮和之命领导吴淞光复的黄汉湘等人对陈的做法十分不满,决定迎请李燮和来吴淞出任都督。李燮和顾全大局,不愿由此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力辞沪军都督,只是担任了吴淞军政分府的司令。

他的高风亮节受到孙中山的赞扬。此后,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李燮和连拔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以寡克众,建立新功。

可以说,在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中,李燮和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不折不扣的英雄。可惜他晚节不保,在著名立宪派人物杨度的拉拢下,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积极鼓吹恢复帝制,劝进袁世凯龙袍加身,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背叛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初衷,也背叛了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的“共和”伟业。

1927年,李燮和病逝之前,曾经自撰一联,表达了对参加筹安会一事的痛心和悔恨:“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惜哉,悔之晚矣,千古骂名,岂是一副对联可以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