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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

时间:2018-10-09编辑:文二

16世纪中叶,澳门逐渐在广东地方政府的默许下,成为了葡萄牙商人的据点以及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教宗更是在1576年宣布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这样,澳门成为天主教向中国内地传教的一个基地。

在中国传教异常艰难,不仅皇帝禁止传教士进入,基督的教义也与中国的习俗冲突。为了归化中国人,传教士利玛窦将基督教儒家化,此举大获成功。到利玛窦去世时,天主教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扎根。

到明末清初时,这一数字已经扩大到20万。即便是经历了改朝换代,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其西方科学知识为统治者服务,赢得了皇帝的尊重,并参与清朝统治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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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传教士颇为信任,对他们的才能也有较高的评价。南怀仁曾回忆称:“每日破晓我就进宫,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内殿,并经常到午后三四点才告退。我单独和皇帝在一起,为他读书和讲各种问题。”

17世纪中叶开始,沙皇俄国对清朝西北边陲屡次侵犯,酿成边界事端。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目光转向北方,中俄双方军事冲突加剧,而中方优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1688年,中俄两国政府议定进行边界谈判。

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为此“他情愿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接受当时已经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

出于对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信任以及清朝官员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康熙对同为传教士的徐日升和张诚赋予重任,派遣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皇帝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

此行极为不顺甚至不得不折返京,后来中俄双方经过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开谈判。中方再次组团于1689年6月离京。鉴于形势有所逆转,康熙授意索额图在划定边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让步,即如果俄方坚持,可以让出尼布楚,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张诚随团前往。

7月13日,中国使团抵达亚布楚,俄国使团已在此等候。费耀多罗·亚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全权使臣。经过2个月的谈判,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协助下,中方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但换取俄方撤离雅克萨的让步,最终于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然而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康熙认为的那样忠诚。

来自比利时的南怀仁有开辟一条欧亚陆地交通线的打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极不安全。168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那之前被派往中国的600名传教士中,只有大约100人安全到达。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对葡萄牙人的过分依赖。因为从欧洲到远东的航线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里的。所以南怀仁希望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发挥作用,达成一项“双赢”的和平协议。双方都将感谢耶稣会士的功劳,而俄国最后会开放西伯利亚这条通道。

因此,南怀仁在中国准备对侵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军队进行反击前,向俄国来华使臣提供偷窃的机密地图和情报,鼓动俄国扩大对华战争,并表示,“为了基督教,将尽力为沙皇效力”。1686年,他致信俄国使臣“我认为如果俄国大使先生们来时,那怕只带一名懂拉丁语的人,这对大会也是有利的。在谈判过程中,耶稣会士力争使用拉丁语。”

尽管张诚、徐日升与南怀仁分属于不同国家,但他们没有辜负南怀仁的期待。耶稣会的目的都是归化全体中国人,使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家从来,在中国与同样信仰基督的沙俄间起冲突后,这些传教士站在了沙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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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席上,张诚一直反对中国代表通过蒙古语翻译与俄方对话,同时提醒俄国人在讲俄语时务必要注意,因为中国使团内有人精通俄语。

这种情况下,谈判自然不会顺利。当双方陷入僵局时,该地的喀尔喀蒙古人和达斡尔人爆发了内乱,进攻哥萨克的要塞。俄国大使戈洛文不敢武力镇压,派官员招抚,没有效果。这使沙俄使臣们颇为焦急。

许多蒙古部众迫切希望中国使团帮助他们迁入中国内地,徐日升竭力阻挠,说“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使团没能支持喀尔喀人的要求。

不过,形势的突变还是让戈洛文改变策略,终于抛出了俄军撤出雅克萨的划界方案,谈判得以继续下去。双方交换条约草案后,又经过激烈争辩,终于在公历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包括《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和《黑龙江界约》。

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线,乌第河地区留待后议。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领土上做了很大让步,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换取俄国撤出在雅克萨的军队,收复了长期被俄国侵占的这一带领土。

事后,俄国使臣对此结果极为满意,向中国使臣赠送许多礼品,“以纪念双方使团成员之间在前一时期建立的真挚友谊”。来使转达戈洛文嘱咐的话说:“所赠都是他珍爱之物,为了感谢中国使臣,即使价值万金,也不足为贵。貂皮、猪荆皮表示他热忱之情;自鸣钟系有声之物,象征大臣分别之后仍可声息相闻:望远镜能视远方;银壶、银杯可开怀畅饮,以示别后彼此怀念,如同相见。”

中国使团临近启程时,戈洛文又特邀张诚和徐日升到尼布楚,据《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双方谈及了中国的物产、毗邻国家及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徐、张二人并将一副清政府内部使用的《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

在双方使团各自回国后,双方皇帝对此结果一致满意。

戈洛文深得沙皇彼得大帝信任,在1699年后全面主管俄罗斯外交,直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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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诚与徐日升得到了更多的回报。徐日升曾记道:“他(指皇上)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我们”,康熙在徐日升死后给了他盖棺论定的评价:“朕念徐日升斋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而作为对徐日升等传教士的回报,康熙皇帝解除了对天主教的限制。

1692年年初,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合法传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