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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与汉族人有什么区别

时间:2020-02-28 19:28:36编辑:鹤行长川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

“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且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汉族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所谓的“汉人”就是“汉族人”吗?

其实,中国的大部分族群都愿以“汉人”自居。当然,“汉人”这一名号也是始于汉代,因为,在历朝历代中,汉朝对于中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所象征的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上的时期,而是将来自不同族群与背景的人群汇集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认同感”。

那么,为什么唐、宋、明等朝代无法做到这些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人”并不是对某个族群的定义,“汉人”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之上的。在此基础上,“汉人”与一些来自海外的族群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日耳曼人、印第安人等,都是以种族和血统来划分的。可是,“汉人”却是以文化来界定的,这种界定方式贯穿了数千年,一直延续到今日。

自刘邦击败项羽奠定胜利基础后,当时的各路诸侯纷纷向刘邦俯首称臣。不过,这时的汉朝只是名义上的,还不算是一个成熟的朝代。哪怕到了文景之治,国内外的形势依然动荡,汉朝的特点还没有突显出来。直到汉武帝登基,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汉朝才展示了它与其他王朝的不同之处。

贾谊在他的文章《论积贮疏》中是这样表述的:“汉被称之为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为什么王朝不能改掉前朝的弊端?为什么还有外敌入侵?为什么老百姓仍活在水深火热中呢?”

当贾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这才是“汉之为汉”。

从一个地主武装,逐渐转型成汇集各路英雄人物都有资格加入的统治集团,需要一个过程。

在汉朝初期,只有有功之臣才有资格担任丞相,什么是“有功之臣”呢?就是有侯爵身份的人。如何获得侯爵身份呢?那就是获得军功或者世袭父辈的爵位。经过很长时间的转变后,“布衣封侯”才成为可能,有能力的人就算没有爵位在身,也能担任宰相。

察举制对于汉朝而言是一项壮举,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这项政策终于出台。于是,全国各地的有才之人有了入仕的机会,也让人才可以前往各地任职,才尽其用。每个郡县都有一定的名额,可以推举人才进入中央工作。虽然,这种察举制仍沿用了“孝廉方正”亦或是“贤良方正”的名字,但是,这种制度已与前朝的举荐制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察举制的建立,意味着汉朝正式从地主武装转型为统治集团,哪怕是地处国家边陲的省份,也有一定的察举名额,可以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统一调配。通过察举制入仕的官员,需回避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到故乡任职。这种规定,有效地规避了地方派系所带来的弊端,并为后世的科举制打下了基础。从这以后,封闭的功臣集团,正式成为各地精英共同治理天下的统治集团。

这种政治上的转变,正是“汉之为汉”的基本条件。

早在东周时期,中国已迈出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商业发展受到了重视,每个诸侯国都有各自流通的钱币。例如,北方流通的刀币、东方流通的布钱、南方流通的元、西方流通的钱。这些货币的兑换比率是怎样的呢?我们无从得知,估计当时的人在兑换货币时,还要参考各地的粮价。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各地市场并没有统一,国内存在独立的多个市场,经济相对分散。

当时的产品均在城市中生产,农村并没有手工业的概念,每个城市都有独立的生产单位。这种低效的生产模式,导致产品只能供应本国的内需,自产自销。汉武帝登基后,因为,每年都会发动对外战争,所以,必须征收大量赋税,来维持军费的需求。为了防止老百姓不交税,甚至,偷税漏税,汉武帝制定了一套最严格的征收条款。

那就是:每个纳税人,都必须如实上报自己的财产,将超过标准的财产上缴。每个人都有资格检举揭发逃税者,如果逃税者情况属实,则告发者可得到逃税者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全部充公。在这种高压之下,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告密或者准备告密的人。

不过,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倒也不算是坏事,这种紧张气氛有效地破坏了此前低效的生产机制,所以,手工业不得不转入人口相对稀疏的农村。

在农村生产商品,就必须要农村具备一定的集散功能。因为,农村的手工业产量低下,但农村的数量较多,所以,产品集散机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网。自汉武帝以来,全国的经济逐渐被统一,经济得到了整合。

直到1840年,中国开启了海禁后,中国的经济网络,始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得以一统江山的重点。并且,政体可以割据、分裂、被入侵,经济网络却不会。

因为,就算是经济网络遭到破坏,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自我修复”。由于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依存性,所以,经济网络必须得到维护。

所以,统一经济,也是“汉之为汉”的重要一环。

汉朝初期,全国各地的宗教信仰均受到中央管理,全国各地的神祇都必须在长安城中“备案”。一时间,各路神仙云集长安,他们的神祇集中修建在皇城中,方士、巫师在京城融为一体。王莽篡汉时期,这些宗教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东汉末期道教盛行,全国的民间信仰全部被整合起来成为后世道教的起源。

其实,现在一些民间的信仰方式,祭祀对象,仍与汉朝差不多。

在文化层面,随着察举制的推行,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云集长安。长安修建有高等学府,专门对这些人才进行再培养。汉成帝时期,长安的学府中,有超过三万名博士弟子。

这些汉朝的“大学生”,大部分在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将儒学的种子播撒到各地。博士弟子的出现,是文化统一的重中之重。

东周时期百家争鸣,各类学派游走于大江南北,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文化整合的重要性。随着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成书,这部兼容并包自然、人事等各方面的巨著进一步影响了文化思想的整合。

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一部整体历史的构建工程,这一工程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格局。正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整合,兼容并包的大系统才让汉朝文化增光添彩。

由此,各地的不同族群,都愿意融入到汉朝这一大系统里,从这以后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人仍习惯以“汉人”自居。

“汉之为汉”,就是因为汉朝宽容的发展方针,这种宏大而不自我限制的发展方针,处处体现着中国人广阔的胸怀。

面对入侵者,汉朝统治者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因为汉朝皇帝明白,武力终究只是下策,能够用和亲这种怀柔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没必要大动干戈。所以,汉朝与南匈奴之间水深火热的关系才会得到改善,双方才会和谐并存。

张骞出使西域,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开辟了丝绸之路。在面对南越问题上,汉朝同样以武力不如和解的原则,和平解决问题。除了“丝绸之路”外,汉朝还在四川开辟了一条“道”。正是因为“道”的建设,才让汉朝的郡都以下出现了“县”的建制。

时至今日,我国的许多城市仍保留着“道”的名称,这些都是汉朝制度所留下的影响。由于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所以,自汉朝以来中国人便形成了“天下国家”的思想认识。

支撑着“天下国家”的,是政治,是经济,也是文化。虽说,“汉之为汉”的精神在传承到1840年时,终于被取代,在这一段时间里,“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代替了此前“天下国家”的思想意识。在列国这种体制内,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崛起,慢慢的被“天下国家”而代之。

其实,在两千年前,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是在罗马。

虽然,欧洲人将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公元的开始,但罗马人早已在公元前提出了千禧年的概念。罗马与汉朝一样,都有着“天下国家”的概念,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王朝。直到列国时代的到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意识这才取代了“天下国家”的意识。

总而言之,“汉之为汉”,并不是因为汉文化抵制与对抗其它外来文化,而是对其他文化展现出包容与宽大。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汉人也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

现今,很多史学爱好者,总是习惯性地将“汉唐”相提并论,其实,也是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有强大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