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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文化的早期记载

时间:2020-02-18编辑:果果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

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410.1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

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

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

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

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

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

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


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

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

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