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大公报的总理倾慕于她，袁世凯的次子护她爱她！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

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

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

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其间，尽管英、吕二人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当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检她的住处时，发现了她与吕碧城来往的书信，又兼吕碧城曾经在秋瑾所办的女报上发表文章，于是欲派人抓捕吕碧城。严复曾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吕碧城也说自己“几同遇难竟获幸免”。

吕碧城究竟是缘何得脱于难的。有一说是，官府抓捕吕碧城的知会公文恰巧落在了当时任清廷法务部员外郎的袁克文手上。袁克文读过吕碧城的文章，早已仰慕其才华，此番不忍心见其落难，于是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听后说道：“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此脱罪。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文又向父亲建议，聘请吕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华宫。当时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与吕碧城过从渐密。袁与友人在北海举行诗会，吕碧城也经常参加，与之诗词唱和，结伴出游。樊增山曾有诗赞吕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袁克文也知吕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对她敬爱有加。时任总统府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蔚与袁克文、吕碧城皆为好友，后来费树蔚在为吕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云“予识吕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绝去拘阏，而不为诞曼”。一次他试探吕碧城是否属意于袁克文，吕碧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吕碧城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1915年春，吕碧城登长城，写下了一阕《浪淘沙》，不久，吕碧城抽身远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