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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特点 石鼓文是大篆还是小篆?

时间:2019-04-18编辑:文二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二、主秦说

“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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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

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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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于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后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于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于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于是断定“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苏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后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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