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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著名毒药有哪些?

时间:2018-09-14 11:11:49编辑:文二

但凡是古装剧集,总免不了下毒,不论是宫斗还是武侠,总要有一个人口中留着番茄汁,瞪大双眼,捂着胸口喃喃道:“……有毒”。

但平心而论,中国古人确实不太会下毒,而且毒药种类很少,不会有古装剧中那么多手段。从字书来看,最早的毒药都是植物毒素,据《说文解字》称:“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屮从毒。”而《尔雅》中有“蘻,狗毒”、“杬,鱼毒。”

两种说法,说明最早,人们是拿毒药来猎捕狗和捕鱼。而西汉杨雄的《方言》中又提到:“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自关而西谓之毒。瘌,痛也。”说明当时的毒,大概不是同一起源的,而是各地有各地的方法。

而最终统一定名为毒,也有学者认为,是受了游牧民族的影响。这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用乌头下毒倒的确是跟游牧民族学的。

古人所说的毒源于植物,可能指的就是乌头,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即成毒箭。公元2世纪完成的《神农本草经》中便明确称:“其(乌头)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则称:“鸟兽有中毒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魏书》中说匈奴宇文莫槐“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这可以间接证明乌头箭毒的异域身份。

除了乌头,中古中国最常见的毒药还有莽草(芒草,貌似八角)、巴豆、野葛(钩吻),即断肠草、马钱子等植物性毒,蓝药等动物性毒,和礜(羽)石、砒石、特生石(即苍石)等矿物性毒。

野葛比乌头还毒,本名冶葛,产自南方。马钱子即牵机药,传说赵光义毒杀李后主,李煜服食后,头部抽搐,躯干向下弯曲,与足相接而死,状如在操作织布机,故称牵机药。巴豆毒性较低。蓝药则为蛇毒,《酉阳杂俎》中说:“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砒石加以精炼,即为砒霜,因其毒性猛如貔(传说中的猛兽),故名为砒。

除此之外,常用的毒药有这么几种,药金、蛊、鸩,而已。

药金

在小说中,有“吞金而死”之说,《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死于吞金,但不靠谱。黄金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酸碱。黄金制品上多有尖角,可能刺伤内脏,导致感染,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尤二姐却又明明是安详而死。

这个矛盾是因为能“死人”的并非是金,而是药金,两者不是一物。

史书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后贾南风即死于此毒,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称杨贵妃也死于金屑酒。

可见此物在后宫斗争中使用之频繁。而金屑酒的毒就来自药金。药金是方士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物提炼的一种硫化物,因为状似黄金,常被误认为是黄金的一种。

古人认为黄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亦以“药金”替代,剂量稍大,就可以“杀人及百兽”。

在毒药中,最传奇也最荒诞的莫过于

蛊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是养在皿中的毒虫。

汉代之前,蛊多指此意,但到了汉代,蛊变成了巫术代名词,指为加害别人而模仿制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后,又出现了精神性的蛊,如猫鬼,自唐代始,蛊变得复杂、神秘起来。

现存的将数种毒物养在一处,彼此搏杀,胜者为蛊的说法,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这是隋朝时引起恐慌的野道之一种。但究竟是蛊发挥了作用,还是时疫和细菌感染的所为,那就不得而知了。

古人无抗生素,消化道疾病致死率极高,无法解释急性腹痛、腹泻等因何而起,往往推为蛊,如《说文解字》即称蛊为“腹中虫也”。

唐代医学进步,预防医学初现端倪,据五千一百个墓志铭的数据统计,人均寿命达59.3岁。医盛巫弱,巫师的所为就日渐神秘起来。

在用毒史上,的名声不亚于蛊。

 

古籍中鸩的形象并不统一,虽然都载明是一种鸟,以蝮蛇头为食,肉和羽毛有剧毒,能致人于死,但可用来治疗蛇毒。但据郭璞说:“鸩大如鵰(同雕),紫绿色,长颈,赤喙。”而《名医别录》中又说它:“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从古籍看,鸩四处皆有,鸣声如“同力”,所以又叫同力鸟。

鸩鸟生活在蛇蝎出没、古木参天的深山老林里,而且雌雄双宿双飞,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很难捕捉。

鸩之说在甲骨文中未发现,但在春秋时已很普及,据说用鸩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脏,烂杀人”,无数名人死于其下。配置鸩酒需专业的“鸩者”在犀牛角、兽皮保护下,用鸩羽小心炮制,因为其毒性过于猛烈。但一物降一物,只要碰到犀牛角,则毒性顿消,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

传说西晋炫富狂魔石崇早年在荆州刺史任上时,偶尔得到了鸩鸟的幼雏,为了巴结晋武帝的舅父、后军将军王恺,石崇将幼雏献给王恺,结果言官上书弹劾,因为牵涉到外戚王恺,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将鸩鸟的幼雏在街头烧死了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后一次出现活的鸩鸟记载。

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南朝陶弘景说:“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倾来不复尔。”西晋“衣冠南渡”时,“时制,鸩鸟不得过江”,此江应指长江,鸩鸟就从历史中消失了,后代虽有鸩酒之说,但只是用来代称毒酒,与鸩鸟已无关。

有学者认为,鸩可能是一种已灭绝的鸟,但也有人认为,鸩即今东南亚尚能见到的黑鹤,它也以蛇为食,但无毒,可能是古人以鸩羽拨毒入酒,令人误会为鸩有毒,但更多学者认为,鸩只是一种传说。

宋代以后,下毒方法渐趋简单,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其中色红者即“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宋代竟“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砒霜有剧毒,但宋朝人却珍而重之,药典中也很少写到砒霜的毒性。

究其原因,可能是加工方式的缘故。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这种升华法产量低、产品质量差。但采用煅烧法,即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则成品毒效倍增。

所以宋朝时的砒霜,和明朝时的砒霜,完全是两码事,李时珍就曾对此表示怀疑:“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所以砒霜恰好是在宋朝之后成为毒药界的王者,并非巧合,就像张爱玲所说:“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