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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 为何死后还要被开棺戮尸?

时间:2017-09-15编辑:历史狂流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又名光轮,一作光纶,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

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顺治十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间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后削发为僧。死后,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吕留良著述多毁,现存《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

吕留良生于封建仕宦家庭,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其父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主要功绩是将繁昌县的三台山修筑完成,后因病辞官,回归故里,为人乐善好施。吕元学正妻郭氏,为元学育子3人:大良、茂良、愿良。天启元年(1621)之后,吕元学娶侧室杨氏,生第四子瞿良。

崇祯元年(1628)九月,吕元学病逝。4个月之后,即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侧室杨氏在崇德县登仙坊祖居生下遗腹子吕留良。由于其父早逝,杨氏体弱多病,留良由三兄愿良夫妇扶养。三岁,嫂亡,过继堂伯父鸿胪寺丞元启为子。

吕留良幼时即“颖悟绝人,读书三遍辄不忘”,八岁能文,十岁时,三兄愿良建澄社于崇德,东南士子千余人,往来聚会,征选诗文,评议朝政,留良深受影响。

崇祯十四年(1641),孙子度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留良十三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子度赞赏,并被视为畏友。吕留良博学多艺,有二十四绝技,“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辄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

顺治元年(1644年)明亡后,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长留良四岁)于顺治二年(1645年)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

宣忠曾署总兵都督佥事。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监国鲁王加封宣忠为扶义将军,给与敕印,令其还至太湖,率部抗清。后大战清兵于澜溪(太湖下游,乌镇附近),兵败。

宣忠遣散所部,入山为僧,后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就义之日留良曾为其送行。国仇家恨,使留良痛心疾首,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吕宣忠)之亡,一呕数升,几绝。”

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结集称为《万感集》。由于在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厉耦耕诗》记载有“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新”的诗句。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吕留良兵败后隐居行医,他虽于清顺治十年(1653)改名光轮,应试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

后来雍正因此在《大义觉迷录》中指责他“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对于这段应考经历,吕留良在其后的诗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他一直以“失脚”来比喻这次出试:“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顺治八年(1651)冬,其兄吕愿良在贫病饥寒中死去。由于儿子宣忠已死,吕留良为其操办后事。顺治十一年(1655),陆文霦约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时,吕留良欣然应允。

于是,他们两人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从事评点工作。因为他们评选的是从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三年(1646)开始八股取士到顺治十一年(1654)共五科的文章,故名《五科程墨》。留良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

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吕留良嗜砚成癖,曾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吕留良的长子葆中称父亲吕留良“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黄宗羲从其所好,赠予吕留良一方八角砚。吕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

两年后,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至梅花阁执教。留良与宗羲、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旦中等,相聚于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之振、自牧共选编《宋诗钞》九十四卷。留良为所选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

此举震惊社会,而留良怡然自得。从此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在今桐乡县留良乡),自开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其时诗朋文友大半散去,独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身益隐而名益高。

八年(1668)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讲学,“共力发明洛闽之学”。另一方面他又编辑刻印程朱遗书,“以嘉惠学者”。此时他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他开“天盖楼”刻局,自选自刻,自己经营发行,一时之间“天盖楼”选本风行全国。

吕留良通过评选八股文,宣传他严“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张。这也就是《行略》中所说的“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此时吕留良曾频频出游,写了相当数量的记游诗。#p#分页标题#e#

他约友人同游南北湖,即景赋诗,许多诗篇都富有强烈的反清意识。这三十多首纪游诗,成集时题为《真腊凝寒集》。另外吕留良还结交了黄虞稷、周在浚等一批新友,写了许多唱和诗,全都收在《零星稿》中。吕留良与黄宗羲由于立身旨趣的歧异,后则绝交。

吕留良晚年,正值清政府对文人进行软硬并施、加强专制统治的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企图笼络当时的一批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留良固辞乃始得免,而与他同时代的汉人汤斌则欣然应试,由于缺乏竞争,后得中高官。

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复荐留良。吕留良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去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亦甚众。

康熙二十一年秋,吕留良与门人子侄三游南北湖,按出游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诗集名为《东将诗》。这时大清江山日益稳固,吕留良时刻惦记的抗清复明基本上已成泡影,这愈发增加了他的愤世嫉俗之感。

留良早衰,年四十余须发灰白齿落过半,且幼有咯血疾,遇有怫郁即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留良重游杭州,所写诗篇收入《欬气集》中。是年八月,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

临终前数日,仍勉力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作《祈死诗》六篇,子侄弟子劝其休息,答道:“一息尚存,不敢不勉。”临终时勉励门人“细心努力为学”,告诫后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义”。忽然又说:“我此时鼻息间气,有出无入矣。”门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声音半涩而字义楚楚。随令众人退出,作揖“拱别者三四”。于是从容正容,展伸其足,叉手安寝而逝。留良逝后,“远近之士闻者莫不震悼失图,以为斯道之不幸”。

八月十七日,何商隐来吊,泣道:“二十载交情毕矣。伤心!伤心!”陈执斋、陆稼书为文祭奠,黄宗炎作诗哭之,查慎行亦有《挽吕晚村徵君》诗。十一月二十九日,留良葬于识村祖茔(在今晚村乡识村东长板桥之西)。

吕留良死后49年时,即清雍正十年(1732年),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多见于其著作《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

他的反清思想表现为激烈行动的,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生存“自由度”的。

雍正七年(1729年)的“曾静案”,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被定为“思想罪”。辛亥革命后,吕留良被尊为反清志士,始得昭雪翻案,崇德地方官绅民众筹资为其建亭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