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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唐玄奘是怎么样的人

时间:2018-02-09编辑:梓岚

玄奘法师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佛教高僧之一,由于民间关于玄奘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太多,导致了今天大部分人印象中的玄奘都是被影视作品娱乐化了的僧人,我们往往会想到《西游记》唯唯诺诺的徐少华,或者是《大话西游》中一直唠唠叨叨的罗家英和那个面对舒淇大流鼻血的文章的形象。

2016年4月份上映的《大唐玄奘》应该是众多玄奘题材的影视剧中比较尊重历史的一部,那么真实历史上的高僧玄奘是什么样的人呢?

玄奘的神秘身世

关于玄奘的身世,民间的演绎似乎颇为传奇,无论是《西游记》原著还是后来的影视作品,玄奘似乎都脱不开“江流儿”的说法,他的父亲是状元郎陈光蕊,儿他母亲是丞相的女儿殷温娇,强盗垂涎殷温娇的美色害死了陈光蕊。他的母亲在危险来临之际将其放在木盆中顺流而下,最终为金山寺和尚所救成为小和尚。

然而真实的玄奘身世确实是官宦世家,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他父亲陈惠做过隋朝江陵县官,隋朝灭亡后便隐居乡间,潜心学佛。玄奘是陈惠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儒家典籍,父亲去世后他的二哥陈素(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出家,11岁的玄奘就跟随哥哥学佛,13岁在净土寺出家。

玄奘在学佛期间可谓是颇有成就,20岁的时候就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加上他能言善辩,很快就成为了佛学界知名的后生。玄奘算是当时佛学界的‘超级学霸’,他在佛学方面确实很有成绩,对于佛法的领悟很快,而且还有自己的思考。

佛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系统,再加上翻译的时候有可能加进了译者的个人见解,即使是好学的玄奘有时也会看不太明白。玄奘之所以想到“西天取经”,是因为他对佛性问题搞不懂,“有的佛经认为,只要是人都有佛性,但也有的佛经认为,一个人只有努力修行,成佛后才会有佛性”。

总之,是佛学的理念困扰着玄奘:“大多数学佛的人,可能学了也就学了,不懂也就不懂,不那么追根问底,但是玄奘却想,佛学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在佛学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佛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决定前往印度求取经书。”

玄奘到印度后,主要学的是佛教的唯识学,也就是有宗的思想。正因为这个学缘关系,作为“超级学霸”的玄奘在回归大唐之后,成为了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

玄奘御弟本是偷渡者

在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开头,唐僧一身袈裟,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太宗李世民与他结拜,街头巷尾挤满了欢呼的百姓,而“御弟”则成了唐僧身份的另一个标签。然而玄奘在西行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唐朝相关部门的批准,那时候的玄奘也不认识李世民,玄奘确实有一个“御弟”的身份,那是在经过高昌国的时候,高昌国王鞠文泰一心想要挽留玄奘,各种软磨硬泡软硬兼施的方法都使用了,玄奘还是坚定的要西行,高昌王鞠文泰无奈,只好答应和他结义金兰,并允诺在取经回来时经过高昌,为高昌国讲经传佛三年。但历史总是残酷的,在玄奘取经回来的时候,高昌已被大唐所灭。

玄奘西游的时候,当时唐朝刚建国,唐朝虽然不禁止对外经商,但是对于国人走出国门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出关必须得到大唐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而且玄奘的和尚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大唐王朝的‘公务员’,所以他在出关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如果私自出关,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南北朝开始,到清朝中期之前,僧人的数量始终是受到国家掌控的。“我们现在有宗教信仰自由,当和尚只要合乎法律和佛法即可,属于民间行为,但是在过去,从南北朝开始,僧人的数量是由国家的所谓‘度牒’制度控制的,你只有拿到了‘度牒’,才可以出家为僧,才能得到国家的允许和保护。”

正是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属于“公务员”的意思。我国古代“度牒”制度的执行也极其严格,因为“一旦你出家,就可以享受供养,你所在的寺庙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相当于地主”。当然历史上也有私度僧人现象的存在,尤其是自由派禅宗兴起后,“度牒”制度是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作为一种官方制度,“度牒”直到清朝雍正时才被废除。

特殊的“公务员”身份,以及没有相应的出关文书,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自一开始就蒙上了“非法偷渡”的恶名。而在电影《大唐玄奘》中,对于这一段的描述则显得极其真实:自凉州开始,玄奘每一次向前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官方带回长安,甚至身陷牢狱之灾,这与后来文学艺术加工成动辄被女妖喊作“御弟哥哥”的唐僧,有着天壤之别。

玄奘是不得志的海归

在《大唐玄奘》的结尾,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长安市民的热烈欢迎,鲜花纷繁之际,玄奘那棱角分明的脸则有一种佛家弟子应有的空灵平静。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切接见”,而这一次的接见,则多少为玄奘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彼时的李世民已经平定辽东,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盛世的神武帝王,此时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

平定西域,打击突厥,扬大唐之国威,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陈坚表示,在那个资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玄奘无疑是李世民经略西域的最佳人选:“相当于让玄奘作为政府的西征军事顾问或者是情报提供者,毕竟玄奘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

但是李世民的三次要求皆被玄奘拒绝,而作为回报,玄奘要求回归山林翻译经文的愿望也一次次的落空,君僧二人开始反复的博弈。

“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记录的《大唐西域记》的出现。”陈坚表示,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成书,而相应的作为回报,房玄龄也组织僧人在长安一带助玄奘翻译经书。

博弈并未影响玄奘的致力佛学研究的梦想,但残酷现实是:大唐佛学界内部对于玄奘和他的唯识学的冷落。这才是玄奘不得志的原因。“事实上,如果单纯从佛学上来看,玄奘无疑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说到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不宜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现实佛教体系的真正缔造者还是像慧远、僧肇、智者大师、慧能、法藏等没去过印度的“土和尚”。至少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

据陈坚介绍,在唐朝时期,中土的佛教主要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在古代印度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般若学和‘有宗’唯识学两个体系的。”

但是当玄奘抵达天竺之后,天竺佛教则是“有宗”占据了主流。玄奘在印度学习期间,所接触的也全部是有宗的佛学体系和内容。这或许就是玄奘后来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其实玄奘求取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了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玄奘并没能把自己在印度所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中去,从这一点说,他确实是一个不得志的佛学家。”

玄奘本人的唯识学造诣,包括唯识学思想本身,是永远值得后人仰望的。当然,对玄奘来说,最值得他欣慰的,可能还要数他所翻译的我们中国佛教徒天天在念的《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