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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创作背景 《三字经》带来了哪些影响

时间:2019-05-22编辑:相形

《三字经》创作背景是怎样的?《三字经》产生了哪些影响?以下为您介绍《三字经》。


《三字经》简介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

《三字经》的创作背景_《三字经》带来的影响_中国历史网

《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顺口、易记等特点,使其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

基于历史原因,《三字经》难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艺术瑕疵,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仍然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


《三字经》的创作背景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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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三字经》带来的影响

《三字经》对中国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三字经》在国际上的影响

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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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

“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

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

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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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英国的马礼逊(1782~1834年)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经》和《大学》。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在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

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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